皇家出版处成就殿本精华

　作为故宫“百年大修”工程中第一处对外开放的区域， 早在2005年10月，武英殿就推出了“清宫典籍文化展”，此后作为典籍馆和书画馆每年均有专题展览；但今年的展览尚未揭幕，阔大的武英门紧锁，与初春故宫游人如织的景象对比鲜明。

　改变“经厂本”风格

　在武英殿数百年的历史中，其履历之“辉煌”是众所周知的：明代帝王斋居、临御之所，崇祯皇后生日期间命妇朝贺之处；李自成曾在此仓促加冕登基，虽然第二天即被迫撤出，但他一把大火焚烧了皇宫，这使顺治入关后的最初几年不得不在武英殿处理日常政务；康熙亲政前夕，更曾暂居于此，悄悄训练布库，并最终智擒权奸鳌拜。

　随后两百多年间，武英殿又作为清廷内府刊印书籍的专门机构驻地，具有更深远的影响。康熙十九年（1680年），正式设立武英殿修书处，隶属于内务府，专门负责内府图书的雕版、印刷、装潢，规定此后大凡御定、御制、敕撰诸书，以及经、史群籍，均由武英殿校定版行。

　实际上，在设立修书处之前，康熙十二年（1673年），就已经敕命朝廷大臣利用明代经厂所刻《文献通考》及《性理大全》旧版片修补后印刷行世，两部书卷前还特别增添了康熙皇帝御制序。这项修版印刷工作即在武英殿进行，开了武英殿作为清代专门刊书机构的先河。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馆员、古籍研究专家朱赛虹指出，在宫内专设刊书机构，这固然是清代统治者文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也是延续明代经厂刻书的结果。只是，明代经厂归属司礼监，由太监掌控，而这些太监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所以“经厂本”图书也存在着校勘不精等弊病。而清代改变了明代的做法，将图书刊刻改属内务府，派相应官员和翰林学士监管。

　从满清本朝的历史来看，早在入关之前，立朝之初，就有修书、译书活动。这一任务最初由政务机关附带办理，努尔哈赤时期设立了书房，翻译了《明会典》等一批汉文史书、兵书，清太宗皇太极则设有文馆（后改为“内三院”），纂修了清代第一部实录———《满洲实录》。入关后，顺治朝设立了史馆，仍属内三院管辖，此后到康熙初年其他书馆相继成立。“武英殿修书处的成立，也是清代早期修书活动水到渠成的结果。而此前，内府书籍的刊印仍由原明代司礼监经厂的刻书工匠承办，所以清初刻书仍然带有明代内府本的版刻特点。武英殿修书处成立后，版刻风貌才为之一变。”朱赛虹说。

　康雍乾殿本最盛

　武英殿修书处成立之初，康熙皇帝起用了一批汉族中具有真才实学的儒臣，令他们开馆修书，最早多是些四书五经和经解之类。康熙四十年（1701年）以后，编书种类日益增多，造办处毕竟尚属初创，刻书能力有限，所以一些图书还发往南方扬州书局和苏州书局，由地方官绅出资刻版，再运回武英殿。承办的官绅都以校刻“天府秘籍、列名简末”为荣，均十分用心，不但选请名手精心写版、细心雕刻，而且都用上等纸墨印刷。这些刻本字体工整端秀，刻印精绝，深得康熙赞赏，时称“康版”。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杨玉良认为，这一时期虽然武英殿承刻的书籍不多，但已经摆脱了明代经厂本的影响，形成了独有的工整、精致、典雅的风格。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武英殿修书处新设立了印刷机构，延揽了大批技艺精湛的工匠，这使其刻书能力大增，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所刊书籍不仅种类繁多，不少还是卷帙浩繁的大部头巨著，印刷技术包括五色套印和版画插图都被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康熙后期完成的《皇舆全览图》第一次在新法测绘的基础上制作而成，这在当时也代表了测绘技术的前沿水平。

　雍正七年（1729年），武英殿造办处正式更名为“武英殿修书处”。在雍正一朝，除去刊刻康熙皇帝遗留下来的未完书籍外，还充分利用清宫积蓄的大量文献档案资料，编纂了《硃批谕旨》等史书和《子史精华》等。

　到了乾隆时期，内府修书和武英殿修书处编刊书籍的规模达到了其鼎盛时期，像《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四库全书》等均于此时完成。时人也开始将武英殿修书处刻印的书统称为“殿本”。

　康雍乾三朝，是武英殿修书处图书刊行活动的繁荣和鼎盛时期，大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殿本”出自这一时期。嘉庆以后，随着国力衰微和战乱不断，编刊书籍每况愈下。同治八年（1869年），武英殿失火，编刊书籍也受到一定影响。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后，曾再次下令整顿旧书版，重行印刷，但终因财力匮乏而被迫停止；此时编纂的一些书籍也多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承办，以外间日渐流行的石印、铅印、影印等新技术刊印。武英殿修书处虽然仍在少量印行历法类书籍，但已是名存实亡之势。

　严格制度保障修书

　武英殿修书处成立之初，就设立监造处和校刊翰林处两大机构，其下又各设若干作坊和事务机构。随着规模的扩大和完善，不但建立了完整的组织机构，而且还形成了一套严格有序的规章制度。

　朱赛虹介绍，武英殿修书处日常在馆工作人员有总裁、提调、总纂修、协修、供事等，一般为二三十人左右，再加上各种工匠数十名，分办各作之事。而在人手不够时，则会以“雇募”或“科派”的方式予以补充。他们的工作内容大致分为缮样、发刻、刷印三个主要环节。除刻印事务外，还缮写御览图书和内府特需书籍、存贮宫廷图书、修补装潢内廷藏书、缮印内府所用礼单和档册，甚至还要派出匠役分别在懋勤殿、方略馆等处听差，传办各种应急活计。

　综合清代档案的记载，武英殿修书处有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比如，刻书明确规定完成期限，所用开支有详细的预算，如每页材料费用，刷印费用，写一百字的工价，每人每日食肉菜多少，茶叶几钱，总共花费多少等，都有明确规定。而且“勤考课”，规定人员按时到馆，还实行计件管理，如满洲誊录每人每日缮写多少字，汉誊录缮写多少字，校对各官每人每日校对多少篇等。此外还有明确的奖惩办法，如果依限办完、始终勤奋，待书籍刻成、进呈后，会得到一定奖励，包括物质奖励或升迁等；完不成的，勒令在一定期限完成，而且是自行备办纸张、饭食等项，不支给公费。工作中出现刻印、抄写、校对等错误，也有罚俸等处罚办法。正是这种制度保证了纂修工作可以按期高质量地完成。

　另外，作为皇家出版机构，武英殿修书处官、私坊刻书机构中，凭借皇权，可以确保拥有最精良的技术条件。除把各地优秀工匠征集到宫内以外，所用原料均不惜成本，专门从各地选其最优者采办征调而来，比如南方的紫檀木、楠木、樟木等木、白玉一般的开化纸、上等徽墨和颜料，上好的绫、罗、绸、缎、织锦等各类丝织品，镌刻所用无结节的上好梨木、枣木等，都是奔赴各地采办的，所需经费每年则由国库定期拨付。

　所有这一切，使得殿本极尽精雕、精写、精绘、精印、精校之能事，集中了一个时代图书刊印的精华。

　■ 溯源

　武英殿位于故宫西南部西华门内，与紫禁城同建于明初永乐年间，与前朝东路的文华殿相对。武英殿最初是明代帝王斋居和平常临御、召见大臣的便殿（后移至文华殿），还设有待诏，择能画者居此。明末崇祯年间也曾在此举行皇后千秋、命妇朝贺仪式。清代初年，武英殿也一度是清廷政务活动的中心，据说康熙智擒鳌拜即发生于此。康熙十九年（1680年）设立“武英殿修书处”，隶属内务府“武英殿造办处”，下设监造处和校对书籍处等办事机构，后所属机构不断扩大完善。雍正七年（1729年），武英殿造办处改名为“武英殿修书处”，并准予铸造印记,由此正式成为监刊书籍的专门机构。从康熙到清廷退位的200多年间，武英殿作为朝廷内府图书的诞生地，承担着重要使命，也是一处文化活动中心，共刊印或摆印书籍600种以上，达数万卷，包括《二十四史》、《康熙字典》、《武英殿聚珍版书》等。作为清宫内府刻本的代表，武英殿刻本因其校勘精审、刊印精良、装帧精雅，在中国文化史和图书出版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 发行与流向

　辽宁与台北也是殿本重镇

　●朱赛虹，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馆员、古籍研究专家

　据史料记载，武英殿修书处所刊行的图书每种印行的数量不等，多数在60—300部上下。其发行渠道有如下几种：1、供皇帝御览（又称“黄册”或“样本”）；2、内廷、苑囿陈设用书（也称“陈设本”）；3、赏赐给内外文武大臣、宗室王公、纂修人员（称作“颁赏本”）；4、赠送给外国使臣等（赠书）；5、颁发各省督抚、学政作为样书，令其照式翻刻颁发，因为作为样书，一般每省各颁一至两部；6、凡经皇帝钦定准予售卖的各书，可以按内府核定的价格卖给京师的官员、臣役、平民、士子等。

　这些发行流通方式决定了殿本后来的去向。作为“殿本”发源地，目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的殿本数量最多，几乎包括所有品种，有数万册，同时还收藏着百余种殿本书版20多万块。另两所殿本收藏的“重镇”：一是辽宁省图书馆，原藏于沈阳故宫，这是因为盛京皇宫是清统治者的发祥之地，当年每种殿本刻成之后，都要举行隆重的“尊藏”仪式，恭送两部至盛京尊藏；二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国民党南迁文物时，殿本品种也被装箱南运。此外，朝廷通过赠送、颁发、赏赐、售卖等方式，使大批殿本流向国外或民间，因此目前国内外有很多图书馆、博物馆甚至私人都有数量不等的殿本收藏，其中很多是通行本，还有翻刻本。

　■ 用工制度

　清帝的重视成就殿本精华

　●李素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武英殿修书处刻的书，无论在装潢、校勘、编纂上，都大大超过历朝历代，尤其是校勘。武英殿修书处的校勘工作非常审慎，修书处先设总裁，满汉各一员，于大学士尚书侍郎内选任，提调2人，于纂修内奉派，协修士10人，于翰林院学士派充，以上各员皆为掌管校正文字而设。凡刊刻书籍之前，先将底本校勘精当后，移送监造处刊刻，刻完后再详加校勘，至于书中内容是否正确，则由原有承办官员校对，字画圈点，再由武英殿修书处核校，为完成核校工作，又设校录10人，从国子监肄业生员内选用。

　清朝皇帝对武英殿修书极为重视，他们对于罕见的古籍、善本书爱不释手，也正因此，使得他们对宫内所藏的古籍管理极为严格，用政治手段和经济利益并举的方法，制定了一套极为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一种类，大到一篇文章，小到每个寸字，都有严格的论工实价和管理制度，如宋字、软字、刻清文、刻汉文、刻图、做书、刷印书等，制定的规则非常细致。因此，武英殿修书处刊刻了许多经典书、善本书，如《古今图书集成》、《数理精蕴》等。

　此外，皇帝不仅亲自过问修书工作，还委派皇子们充任总裁，或让皇子们直接参加编纂、校勘等工作，如允禄、允瑢等。他们还用了一批学识超群、书法颇佳的高级翰林学士，刊刻、装潢、绘图等一流的优秀匠艺，还有一批善于组织不同层次的行政人员，再加上清朝政府从人力、财力上的支持，使武英殿修书处在出版事业和清朝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 机构人员

　最辉煌时有400人办公

　●黄希明，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副研究馆员

　现在的武英殿经过几次火烧，已经不是原状。初建时有前后两重，由武英门、武英殿、敬思殿、凝道殿、焕章殿、恒寿殿、浴德堂等殿堂以及左右廊房组成，共63间。成为书局后，各殿有不同的功能。武英殿、敬思殿一般用于收藏书及书版，其他殿是修书处的办公室。恒寿殿曾经用来编校《四库全书》。东南廊房等则是用于书籍装帧、印刷、刊刻书版、折配书页等各作坊办公的场所。浴德堂是校勘翰林处，主要是校对文字，焕章殿也多用于校勘、装潢等。

　武英殿修书机构从建立开始就不断扩大，最大规模时有监造处和校对处两个大处，大处下设作坊21个，人员有400多人，级别最高的总理大臣位居正二品，最低微的匠役听差也有一两钱粮的工钱。在武英殿里的职务，有的是满文音译过来的。笔帖式满语称笔特赫式（音），清入关前称有学问的人为“巴克什”，后改为“笔帖式”。意为办理文件、文书的人。清朝建立后，大部分文件都需要满汉两种文字来记载，因此也设立笔帖式一职，主要的工作是翻译满汉奏章文书、记录档案文书等事宜。笔帖式几乎清一色由满人担任，品级最高不过六、七品，低则八、九品。柏唐阿满语指办事、执事，类似办事员。苏拉是闲散的意思，苏拉是最底层的差役，相当于临时工。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耿继秋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尹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