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 《西夏旅馆》处理的是恶的本质

　骆以军，一九六七年生，台湾中生代最重要的小说家。文化大学中文系文艺创作组、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研究所毕业。曾获台湾省巡回文艺营创作奖小说奖、全国大专青年文学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推荐奖、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台北文学奖……曾出版小说《西夏旅馆》、《我爱罗》、《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等。2010年，小说《西夏旅馆》获得“红楼梦奖”首奖，本书简体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本周出版。

　2010年底，骆以军凭借《西夏旅馆》获得华文世界奖金最高的文学奖项“红楼梦奖”，授奖词如此写道———《西夏旅馆》以十一世纪神秘消失的西夏王朝作为历史托喻，以一座颓废怪诞的旅馆作为空间符号，写出一部关于创伤与救赎、离散与追寻的传奇故事。作为台湾外省第二代，骆以军比眷村长大的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年纪小了10岁左右，这让他对于那一次迁移的直接经验更加模糊，但对于迁移的思索，对故土的认知，对离散的想象终究汇成了这部含有隐喻色彩的长篇小说。

　爱荷华,两月20万字

　新京报：这部小说写作的战线拉得很长，中间还一度停笔，直到你2007年参加爱荷华写作计划回来才差不多完成？

　骆以军：我2005年开笔，上半年状况特好，写了一大堆，我自己最喜欢是2005上半年写的，一开头力气饱满，后来因为忧郁症，就停了。2006年也写了一些，主要是空间感的建构。到了2007年去爱荷华，那两个多月对我非常重要，等到11月回来，我大概知道这本书可以收了。我带了一叠子A4稿纸去爱荷华，结果带回来的比我计划的要多。

　新京报：为什么在爱荷华写作比较顺利？

　骆以军：在那边不用带小孩也不用跟长辈喝酒，我刚去的一个月天还不凉，每天自己跑到河边带个画板开始写作，没想到在那边写得特别稳定。我带了拉什迪的《魔鬼诗篇》还有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每天开笔前就抄一段定魂。我又不会英文，所以像耗子躲猫不敢见那些国际作家。我在河边写稿的时候，身边是很多美国南方姑娘，金发碧眼很漂亮，身材跟我们东方人一样，戴着耳机在跑步，河流上有野鸭降落，有划艇比赛。那个学校美式足球很厉害，有时候他们比赛，你能感受到全校人都疯了，整个是很年轻的感觉，很富裕快乐的二十几岁。后来到了11月，天气转凉，我换了个写作地方，又有不一样的感受。

　新京报：是怎么样的？

　骆以军：本来那边城市不能抽烟，后来有一些人就给我介绍这个城里唯一有一家店可以抽烟。我于是余下的时间就每天到那家店报到，那个酒吧里全是一些印度人黑人老白人，坐轮椅带导盲犬，我就混在那里面写稿。有一天我要走的时候，突然发觉很酷的白人老板出现了一张很女性化的脸。后来我回去带了20万字。

　我的记忆开始出现幻术

　新京报：关于台湾外省第二代的离散书写一直都有进行，在这个过程里你怎么看自己这部作品和其他这类作品的异同？ 

　骆以军：我的上一代书写者，台湾50后作家比如像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里面提到的那批老人，他们真的接触过，可以有复刻能力，到我这一代已经是蜡像馆了。所以其实我写下来还是在写我这一代，世代切割和认同切割都有，慢慢越来越原子化了。小说只是一个方法论，开始向上探问。我一直在做这样的事，其实在开启一个哲学提问，到底怎么回事，本来应该是一个丰饶的文明，为什么最后是一团暗黑的废渣。天心在《古都》里处理的记忆是真的，而我的记忆已经开始出现幻术。

　新京报：那你处理的是什么？

　骆以军：是恶的本质，比如我在写到“杀妻者”那个章节里面受了当时台湾有两个很大的新闻影响，有个修车行师徒两个，遇到一个很漂亮的二十几岁的女生来拉保险，他们假装要买保险，然后把那个女生奸杀后碎尸，有的冰起来，甚至还吃。还有一则新闻，是有个外省人后代破坏铁轨，弄翻火车死了很多人，发现死者里面有个越南新娘，验尸时发现这个新娘是中蛇毒死的，而且有证人看到这个犯人在翻车前下车。之后调查他，发现他以前还娶了两三个外籍新娘，先后大笔投保，然后得到大笔保险金。我觉得不光是杀人这件事，这里还有说不清楚的黑暗，是这个社会集体的。

　新京报：这种关于苦难的探索你是不是更多受到西方小说的影响？

　骆以军：我其实觉得我受到这些影响很重，比如奈保尔的小说视觉观，那是一个裂开的方式，你要从这个裂口开始讲故事。大陆这类书写有太大资产，“文革”小说里的苦难，但问题是有太多孤独感并不是这样一个场景部件才能处理的，已经有了太多马尔克斯、加缪、卡尔维诺，西方已经发展到非常非常复杂，可是我们自己先做了一个切割，那里是西方的，这里是我们的。

　华文小说停留在伤害的第一印象

　新京报：你在这部小说里还引用了戴立忍祖父大逃亡的经历？

　骆以军：我是用那个去附会党项骑兵军最后部队逃亡，路线几乎重叠，只是党项兵停在四川西北，可是国民党修铁路的那批人跑得更远。我是2003年听到的这个故事，大约2000年左右，关于外省第二代书写家族史在台湾曾经很多人在做，比如郝誉翔、陈玉慧，龙应台后来也有写，那时很类型化饱和了。但是戴立忍祖父的故事太不一样了，我当时问过戴立忍可不可以用，他说那就是你的创作。

　新京报：怎么不一样？

　骆以军：那时候我想过找200个八十几岁的老兵，就讲1949年逃亡那天的故事。结果所有人都会告诉你，坐船的时候差点被丢下去，船快沉了，于是把随身带的黄金都扔了。所有人在家乡都超有钱，所有人都仿冒了一张船票上的船，所有人离开家那天本来妈妈弄了个饼给他吃，他说，“哎呀，我下个月就回来了”，没想到是一辈子。有的人还把身份证件弄丢，到了台湾只能卖奖券或者当小兵。所有人家里都有个白头发妻子老了没有改嫁。我的意思是，所有的经验都来自海上，没有陆地迁移。

　新京报：这些人在迁移之后，其实是个幻影？

　骆以军：对，我的父亲跑到台湾，他是蒋介石的大梦，而且他也相信那个大梦，不是完整的人。我在书里也写，李元昊构建了自己的西夏大梦，而我们不过是李元昊的一捧精子，没有着床。他们集体是一个幻影。如果要做个人悲剧，其实太多了，龙应台的那套语言是扩大你的悲情。但是好比当年德国纳粹屠犹，为什么在德国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会发展出纳粹，几十万军队全部执行公务员命令，没有人觉得正在集体参与杀人。我觉得华文小说对这种东西的反省，有时还停留在伤害或暴力的第一印象，你只要展演了那个暴力就让人惊诧，龙应台写的某些部分就是这样。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