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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的说法

2011年05月28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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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字囊括国人思维之特征。一曰“中和”:“中,天下之大本,和,天下之大道。”二曰“中庸”。林语堂称:“中国人主张中庸,恶趋极端。”三曰“华夷”:“我居中,四海为夷。”四曰“体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源/微博
  “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证据,是1963年在陕西鸡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上图。尊为古代的器具,用青铜制成)上的铭文。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周王意欲建都于天下的中心,从这里统治人民。
  《宅兹中国》 作者:葛兆光 版本:中华书局2011年2月版 定价:39.00元

 □书评人 子班

 葛兆光先生新著的研究对象,如其书名所提示的,是“中国”。何为“中国”?这似乎不言自明,但仔细考察,就难免会发现这两字当中,其实歧义纷纭。

 说不清的“中国”

 中国古代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想象,最典型的是以《尚书·禹贡》为代表的“五服”之说。“五服”的世界中,中国居于中心,蛮夷处于域外,由中心而域表,不仅距离日远,而且文明渐衰。这样的观念,在明代中叶西学东渐以后,特别是在近、现代的历史激荡和思想冲刷中,早已不合时宜。

 近代之前,中央帝国的士大夫尚能够闭门造车地构造华夏与四夷的等级关系;近代之后,这种想象时势上不允许,知识上更不诚实。在彼与此、自我与他者的复杂关系中重构对于中国的认知,是势所必然。那么,如何重新理解中国?换句话说,什么是中国,就要重新定义了。

 晚近以来,讲中国的,无非两种,一种是民族国家的中国观,即中国是个由多重民族构成的现代国家,有共同的文明、语言、习俗等等。这个民族,就是合五十六个民族的“中华民族”,是辛亥革命以来一直在努力构建的新民族观念。另一种中国观,是帝国观,也就是说,中国是传统文明、区域等等的延续,是天然的文明观念。

 上诉两说,实际上都是欧洲知识的舶来品。不管用何种现代知识去解释,“中国”这个概念和规范性的概念,始终很难对上号。

 这就需要检讨我们这些规范知识是否正确了。如葛兆光先生所言,我们如今其实并不缺少关于这一问题的概念、学说、理论等等,但究竟在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来解释的时候,又是一大堆的内在误会。正是在怀疑与批评之上,《宅兹中国》对于中国的重新解读,称得上是一部论辩性的著作。

 所谓论辩性,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都能看出来。譬如,关于近代民族国家,与其支持者主张的悠久历史渊源和共同文化基础相反,许多学者认为它只是近代的产物,是“想象的共同体”,只具有“虚假”的一致性。针对这一点,作者指出,中国在宋代时,因为特殊的政治、社会局势,已经形成了较为明晰的民族与国家的自我意识。

 变动不居的“中国”

 虽然书名中有“重建历史论述”的字样,但读者并不会在这部书中见到一种格局宏伟、包容甚广的理论大厦。这一类的理论表达我们今日不难见到,但正如作者所比拟的那样,它们都像是南宋词人吴文英的词作,表面看来似“七宝楼台”,精工炫目,拆将下来,却难免不成片段了。读者也不会见到一种明确的关于“何为中国”的表述,这并不是这本书要达到的目的。

 实际上,本书所表现的是,如何来考察“何为中国”的问题,以何种态度来考察这一问题?

 葛兆光主张,“中国”的疆域在历史上发生过变化,“中国”的概念也同样变动不居,因此,不应该在这类问题上陷入狭隘民族主义,但同时,也不应因此否定“中国”的历史延续性和文化一致性。传统国别史研究,虽然貌似陈旧,在今天仍有坚持的必要,同时,将“东海”(包括中、朝、日、越等)作为一个历史世界加以考察,以“从周边看中国”的角度观察中国问题,也亟待展开。这些主张貌似矛盾,但也正是历史研究丰富性和综合性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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