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写作与中国革命

　在历史叙事逻辑逐渐单线程的当下，中国女作家们大胆的人性想象和实践，既是重新认知中国革命真实性的无法忽视的资源，也是“人类历史免于人性的贫困和社会毁灭的根本”。追溯这些女作家的叙述，也是对我们所挣扎于兹的历史时刻的更新、获得能量的迫切需要之一。

　□书评人 索马里

　1938年冬天，丁玲写下了小说《新的信念》：一个被日本士兵轮奸过的老妇人，挣扎着回到村庄。她的儿子、亲人和村民因她的遭遇满腔愤怒。而允诺为她（和她所标志的受蹂躏的中国人）复仇的誓言中，裹藏着不堪为人的耻辱之感，和请她沉默、甚或消失的祈求。

　作为“不堪为人”的女性存在，老妇人拒绝了这一弱者式的复仇逻辑———她选择公开地、一遍遍地向同村人讲述自己的遭遇；在这个过程中，老妇人极度个体化的痛苦和村庄群体长期被欺凌的体验获得某种沟通和认知，使他们逐渐摆脱以自视无能为核心的羞辱感，最终起而抵抗，并成为自身转变的人性之源。

　我是在2008年冬天的课堂上，听到颜海平先生讲述这个故事的。

　这个故事，超出了我们惯常对丁玲的印象———不仅是此时已身在延安的丁玲正处于她“革命文学”的创作时期，更重要的是老妇人这个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国革命真实内核的揭示隐喻。

　老妇人拒绝“自视无能”式羞耻感的再度抹杀，也等于是拒绝了她的亲人和族人对某种“羞耻”、“弱者”定义的接受。同样，在村民们最初的愤怒中，为复仇情绪驱动的，是一种被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反弹。

　对当时正在苦苦寻找“真实的革命主体”的丁玲来说，这种情绪并非就是革命性的，因为被欺凌者和欺凌者分享的是同一套种姓逻辑———你杀了我的族人，我也要杀你的族人。

　而在半个多世纪后，当颜先生重访丁玲的这部小说以及丁玲波澜壮阔的人生时，她试图辨别、阐明的，正是“弱势者”的革命如何可能、如何真实。 

　在颜海平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写就《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英文版）一书时，中国文化保守知识分子对二十世纪中国深刻变革的轻视几成思维定势。

　但作者并不服膺这种后溯式的历史观，她把目光转向1840年以来具有革命意义的女性们，试图把握她们对自身“弱势性别”的变革抗御和通过想象、实践进行的自我赋权，并试图指认辨别在此过程中激荡酝酿的社会生命形态，及其与前文所述的生物种姓政治逻辑不同的伦理可能。

　这本书里的伟大女性们，她们拒绝成为传统社会政治结构中一个被支配享用的符号和载体；她们也拒绝了被弱肉强食逻辑裹挟的现代性暴力———正是这种对强与弱的暴力界定和推行，构成19世纪后期中国遭遇的根本条件之一。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秋瑾拒绝成为服部繁子那样在经济和道德上完全依附于丈夫，（努力被丈夫需要的）受过教育的“现代”女性；白薇三次从原有的生活秩序中溢出（两次逃婚）、以近乎抵抗的写作来完成自身；始终在飘零中的身体柔弱的萧红能够直面鲜血淋漓的土地和人民；还有丁玲，当她作为成功的女作家处在上海时，她也拒绝了市场对她的“女性”身份的勾兑和利用，拒绝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城市消费的商品，而坚持并拓宽以抵御命运、开创人生为引力重心的写作……

　在作者笔下，当这些女性摆脱门第、婚姻和等级化教育的束缚，通过“做事”和写作，将自己投入到社会空间中时，她们的人生和作品激荡了与他人相通的记忆、经历和思考，进而激发了更为宽阔的社会想象和意识自觉。

　正是通过这些性别化的抗争故事和人生，由原先在现代地缘政治里被划分为“弱质种族和弱质性别”的中国女性们，艰难地实现着一种对“人之为人”的想象和坚持。她们身陷个人和家国的危机之中，又自觉以这危机为伦理资源，让“以弱胜强”的女性想象成为现实存在，并成为中国革命精神诉求的具体证明。

　也正因此，《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中文版的出版就显得尤为可贵，在历史叙事逻辑逐渐单线程的当下，中国女作家们大胆的人性想象和实践，既是重新认知中国革命真实性的无法忽视的资源，也是“人类历史免于人性的贫困和社会毁灭的根本”。

　追溯这些女作家的叙述，也是对我们所挣扎于兹的历史时刻的更新、获得能量的迫切需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