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鲁迅、周作人研究学者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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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北京大学教授,鲁迅、周作人研究学者
鲁迅为何在教材中“敏感”?
长期以来的鲁迅作品教学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我们给学生的是概念化的鲁迅”。
新京报:不久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专门回应了社会上有关教材中“鲁迅文章大撤退”的提问,表示“没有做太大的调整。”您作为研究鲁迅的知名学者,对有关“教材中的鲁迅”问题,似乎一直没有表态?
钱理群:这些年,总有“鲁迅应退出课本,至少应该淡化”的说法,大多数是专家和社会人士在媒体上发表的各种宏论,以及网上的各种热炒,但作为主体的“90后”的中学生,以及他们的老师,却是沉默的。
我对此颇以为奇,百思而不得其解,也就懒得说话,因此拒绝了许多媒体的采访,而一直在寻找真正来自第一线老师和学生的声音。
新京报:找到这种声音了吗?
钱理群:不久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北师大第二附属中学何杰老师指导下的《2011届文科实验班鲁迅专题研修报告集》,以及他班上的两位学生李明倩、唐紫薇所写的《读鲁迅:两名90后女生的心灵探求》一书,真是喜出望外:最有发言权的老师和学生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新京报:他们怎样看鲁迅?
钱理群:何杰引述郁达夫的观点:“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虽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国家”,何杰以此追问:“这是谁的问题?这个‘没有希望’是不是有我们语文教师的责任呢?”于是,就有了对中学鲁迅作品教学,及其背后的语文教学、中学教育的“何杰二问”。
新京报:“何杰二问”指什么?
钱理群:一问“我们把鲁迅教好了吗”——“一个绝大多数作品都应该列为定篇的作家,竟被人攻击为‘作品太难’‘不合时宜’而欲将其逐出课本;一个对民族和民众深怀大爱的作家,竟被那么多人攻击为‘谁都骂’‘不宽容’:所有这一切,我们语文教师难辞其咎——我们到底教给了学生什么样的鲁迅?”
其二问:“我们应该如何教鲁迅?”在何老师看来,长期以来的鲁迅作品教学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我们给学生的是概念化的鲁迅,一说鲁迅就是‘文(文学家)思(思想家)革(革命家)’,就是‘改造国民性’‘批判中国人的麻木’,甚至还没读鲁迅作品,就将其主题说出来了。鲁迅作品的思想魅力、语言艺术并没有真正让学生领悟到”。
新京报:也就是说大家所争论的“教材中的鲁迅”很“敏感”,是因为被误读的缘故?
钱理群:我想推荐一个中学生李明倩的看法,她不认为目前对鲁迅的讨论是认真的讨论,而只是一个热门的新闻“焦点”。
她说很希望社会多关注鲁迅,讨论鲁迅,但是并不希望是以这样一个方式,讨论这么一些事情。如果你把鲁迅先生也用“淘汰”、“力挺”、“支持”、“out”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就真的是过于浮躁了吧。她说“如果说不理解鲁迅是可以容忍的,那么在不理解的情况下肆意胡说就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还要补充一点:当下中学鲁迅作品教学中的问题,除了教法的问题,还有选文的问题。选文的问题有二。一是有些选文并不适合中学生阅读。二是选文的眼光太狭窄。如很少选鲁迅杂文,何杰老师的实验课上就选了许多鲁迅杂文,很受学生欢迎。在我看来,像《夏三虫》、《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我的第一个师傅》、《牺牲谟》、《忽然想到(五)(六)》、《战士和苍蝇》、《最先与最后》、《流产与断种》等等文章,都非常适合中学生阅读,也是大家看好的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本里经常选的,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的教材里,鲁迅作品不是选多了,而是少了。
为什么非要学习“鲁迅”?
由于鲁迅思想所具有的“精神自由与解放”的特质,决定了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满足“ 90 后”中学生的精神需求。
新京报:鲁迅在现行教材中算是“熟悉的面孔”了,您主持编选的《新语文读本》到今年已经整十年,这套读本中也编选了一定比例的鲁迅作品,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读本都选鲁迅,不少人都会问:为什么今天非要学习鲁迅?
钱理群: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90后”青年学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很多人认为他们只是玩耍的一代,而不是思考的一代。这种判断并不准确。
应该说,“90后”这一代诞生与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他们享受着物质富裕这一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也感受到了随之而来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所产生的精神困惑。
在一些更为敏感的孩子心里,就自然会引发精神的饥渴感,以及学生作业中说到的对社会“平静的表面下早已波涛汹涌暗流不息”的现状的某种焦虑感,对“病态社会”里的“病态心理”的不满,从而隐隐产生突破现有生活的内在要求。
新京报:这种“焦虑感”和真正的鲁迅能对接起来吗?
钱理群:很少有哪一代人像90后这一代这样承受着如此巨大的压力:几乎从幼儿园开始,就面临应试的压力,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要面对就业的压力。一位学生读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后,就不无痛苦地说到自己失去了童年的快乐与想象力,“升学考试毕竟不会问你‘如何在雪地捕鸟’”。“这样的压力下成长的艰难,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精神解放的渴求,恐怕是我们这些成年人(老师,家长,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专家……)所难以体会的。
新京报:这和鲁迅有什么关系?
钱理群:由于鲁迅的思想所具有的“精神自由与解放”的特质,以及彻底性、独创性、异质性的特点,他的思想总是能给人们提供“另一种可能性”,并且总是追问到人性的根本处,现实的根本处,就决定了他的思想是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满足“90后”中学生的精神需求,并走进他们心灵深处的。
新京报:您和中学生接触过程中,发现他们真的需要“鲁迅”吗?
钱理群:前几天,我到中学给初一、初二的学生做了《鲁迅是谁?》的演讲,提到林语堂曾给鲁迅起过一个绰号,叫做“白象”。我引述了鲁迅的《立论》,文章讲了三种说话方式,说别人喜欢听的话,大家都乐意听的话;说模棱两可的话,谁都不得罪的话;不看别人眼色,不考虑别人喜好,只说出真实的话,自己心里的话。前两种是灰象的说话方式,第三种是白象的说话方式。
讲完后,就有学生提问,说听了演讲很震动,因为老师和家长都教育我像灰象一样说话,现在你告诉我了鲁迅的白象式的说话方式,我很羡慕,又担心会不会遭到周围人的排斥?我回答说,愿意做灰象,还是做白象,涉及到人生观的问题,是个人的选择;我讲鲁迅并不是强迫你们都学习白象,而是至少告诉你还有“另一种说话方式”,“另一种活法”。
能够引发孩子的独立思考,这就是鲁迅对90后中学生的意义和价值。何杰老师的学生谈到,他们读了鲁迅作品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我们需要清醒,需要诚恳地面对社会,面对自己,面对现实”。李明倩同学还说,鲁迅能“让自己更好地,更有意义地活着,他是一个永远能引发我们思考的思想家”。这都说到了根本。
“鲁迅”在今天是否过时?
鲁迅属于为数不多的具有原创性的、民族精神源泉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作品是现代汉语文学语言最高典范。
新京报:但有人说鲁迅“过时”了,提出学校教育要坚持经典与创新兼顾,可以少讲些鲁迅,让出篇幅给其他一些作家。您怎么看?
钱理群:关键还是在对鲁迅的认识。在我看来,鲁迅不是一般的作家,他属于为数不多的具有原创性的、民族精神源泉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鲁迅独特的其他作家不能代替的价值,还在于鲁迅的作品是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最高典范,他把现代汉语表意、抒情的功能达到了极致,并极具创造性,理应成为孩子学习现代汉语的范本,从小开始学,对其一生都有深远影响。
新京报:把鲁迅界定为“源泉性作家”,这怎么解释?
钱理群:全世界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些原创性的、能够成为这个民族思想源泉的大学者、大文学家。当这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能够到这些凝结了民族精神源泉的大家那里汲取精神的养料。每个国家都有那么几个人,可以说家喻户晓,渗透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如英国的莎士比亚、俄国的托尔斯泰、法国的雨果、德国的歌德、美国的惠特曼等。
新京报:在中国,哪些属于精神原创、源泉性的作家?
钱理群:我曾经提出一个建议,应该在高中阶段至少开四门选修课,第一门课《论语选》和《庄子选》,这是中华文化的源头;第二门课是唐诗选读,这是文学的巅峰;第三门课是《红楼梦》选读,这是民族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第四门课是鲁迅,他开拓了新的现代文化。
除此之外,还可以逐渐扩大一些,比如说《史记》、《楚辞》、陶渊明、苏东坡等。这样的民族文化源泉的作家、作品应该成为国民基础教育的基本教材,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也是民族精神建设的基本工程。
每一个中国国民,不管他们将来从事什么职业,都应对这些民族文化原典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然后在人生的长途中不断阅读,常读而常新。
新京报:那么,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的关键在哪里?
钱理群:如前面所说,在90后的中学生心中,是存在着接受鲁迅的“种子”的,关键是老师的引导。
如何引导,我有一个专门的演讲,这里只谈一点,就是要找到鲁迅每一篇作品和孩子心灵的具体连接点和通道。关键还是在老师自己要热爱鲁迅,真懂鲁迅。
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实习生 王景兰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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