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2:走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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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河开土 城出水心

2011年09月21日 星期三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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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河源头漳河村村民在桥下掏挖淤泥。
漳河村中的漳河庙。
漳河庙内的殿堂内挂出了写有“西湖风景”字样的帷幔。
离沁县县城最近的湖泊叫做“西湖”,傍晚,常有人们在此散步,跑步。打造“北方水城”,建设宜居城市正在成为这个晋东南小县的发展方向。
漳河沿岸景村一带河水充沛,林木丰茂。
沁县当地特产小米“沁州黄”。

  沁县,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北部,东有太行之险,西有太岳之固,自古就有“冀州门户、潞泽咽喉”之称。沁县历史悠久,公元前11世纪,晋灭赤狄部后置铜鞮邑,秦为铜鞮县,北魏时属并州乡郡,隋初属上党郡,元初称沁州。现在沁县境内有不少历史遗迹,县城西南的册村乡乌苏村,有战国时韩国别都城阙遗址;县城南部的故县镇村,是古铜鞮县城遗址;城南的二郎山上,建有国内目前最大的民间北魏石刻陈列馆,藏有北魏到北宋500 年间的南涅水石刻为主的各类造像塔及碑碣近千件。

  沁县境内水资源丰沛,历来是山西有名的“粮仓”。凭此优势,抗战时期曾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县和抗日模范县,八路军总部曾驻扎101天,也是薄一波率领的牺盟会和决死队发展的一个中心区。改革开放以来,沁县由于矿产资源贫乏,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近年来,以丰富的水系为依托,正着力打造“北方水城”环境发展工程。

  采访路上——

  石波,沁县新闻中心主任

  王高强,沁县宣传部干事,

  申留海,57岁,肉夹馍摊主

  陈风华,西湖水库管理中心主任

  秦跃,24岁,沁县公务员

  王健,31岁,钓鱼爱好者

  赵俊林,80岁,漳河村村民

  李粉娥,76岁,景村村民

  ……

  缺煤县冷看晋煤过境

  在沁县,随处可见“北方水城,中国沁州”的宣传语。出租车顶部的窄条幅,只能拆分为两部分一前一后显示,“北方水城”四字通常都是冲着前面,格外显眼。谈起这座不大的县城,司机小赵觉得“因为有水,环境还不错,就是太穷了,年轻人呆在这里没意思”。因为县城小,当地人很少打出租车,而外地来客目前也不多,小赵的生意比较冷清。“最近,出租司机联合涨价,起步价由3块调到4块,但生意没见好转。还有好多三轮摩的抢生意,价格也跟着由原来的1块涨到2块。”下车索要发票时,小赵笑了起来:“这儿的出租还没那么正规,能拿得出发票可能还得等上两年。”

  主要用于晋煤外运的太焦铁路穿过沁县。县城东边设了个小站,售票厅和候车室是分开的两座平房,中间连接一道铁栅门作为出站口,每隔两个小时,有客车进站,铁栅门上的大锁才会打开一次。由于客流量小,售票厅平时每天五次定点售票。过境的铁路,再加上新旧208国道和几条省道,沁县的交通条件可谓便利。不过,每次驾车走到颠簸的路段,秦跃经常会忍不住报怨一声:“好好的路面,都被重型拉煤车轧坏了!”

  类似的报怨声,其实也流露着沁县人对周边产煤大县的羡慕。卖沁县特色小吃的申留海说:“有时让人觉得挺纳闷,周围的几个县,沁源、武乡、襄垣,都有许多煤矿,可唯独沁县没有,成了整个长治地区最穷的县。”也有人说,沁县不是没煤,而是埋得太深了,一时半会儿挖不出来。由于经济落后,消费水平低,县城里的商业也不是很发达。但申留海说:“沁县人在吃上却是愿意花钱的。”当地人喜欢在正餐后再来一个有沁县特色的肉夹馍。申留海经营的小吃摊以沁县干馍、猪头肉和大葱为原料,一个肉夹馍卖5块,虽然每天只在中午和晚上摆几个小时,也能卖两三百块钱。晚上,沁县街道开始静寂下来,但并不缺少来买肉夹馍的顾客。有天晚上,天空刚掉下几个雨点,申留海就借此收摊了——剩下没卖出的,也不愁第二天没人买。

  富水区热造“北方水城”

  沁县缺煤,但不缺水。发源于县城西部的漳河水形成了8条大小径流,有21座水库,另外还发现了几十处泉眼,这在普遍缺水的山西非常突出,因此沁县有“晋水江南”之称。沁县新闻中心主任石波解释说,沁县富水,与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它正好位于太行与太岳山脉交汇形成的臂膀当中,四周高峻,中间是盆地又伴随着丘陵起伏,水资源极为丰富”。从已发现的人类早期活动,到抗战时期的革命老区,可以说都与这里水源充足、粮草丰茂有关。石波说:“沁县没有煤矿,没大的工业,经济一直发展上不去。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与休闲旅游的重视,县里从2008年开始提出了打造‘北方水城’的想法,朝着拥有碧水蓝天的宜居城市发展。”

  按照县里的总体规划,水城建设分为三期,周期达9年之久。目前,前期湖区开拓和河道治理已经完成,基本实现了水库和河道绕城——西南部有连在一起的“西湖”、“南湖”,西北部有被称为“瘦西湖”的铜鞮湖,北部还有“北海”,距离较远的一些水库也在扩容改造当中。

  西湖是县城边最大的一片水域,今年端午期间为举办龙舟邀请赛特设的水上舞台,依然保留着。“西湖”边建了游船码头,成立了水上游乐公司。除了普通脚踏船和水上摩托,负责管理工作的陈风华说:“我们今年还从江苏买了两艘‘豪华游船’,花了30万元,目前在长治地区属于最豪华的了。在船上,既能游湖看风景,还可以喝茶、听音乐。”平日里游客不多,一艘停在岸边等着来客,另一艘停在湖中央,充当西湖一景的同时也起着招徕生意的作用。陈风华指着湖对面县城里的几处建筑介绍:灰色屋顶的是刚修好正在布展的“牺盟会决死队纪念馆”,高楼是正在建设的五星级大酒店,以后还会再建两个码头。“现在外地人还不太知道‘北方水城’,要是过几年再来,这里肯定就热闹起来了。”

  巡查湖区,禁止市民打鱼、钓鱼是陈风华们的另一职责。一直爱好钓鱼的市民,只好转移到更远或较隐蔽的库区。31岁的王健从小在水边长大,钓鱼是他一贯的爱好。就近的湖区不让钓了,他就带上鱼竿,顺便拎上两瓶啤酒,骑车跑到数里外的瘦西湖去。“如果突然不让钓了,肯定一时无法适应。”

  “金珠不换沁州黄”

  浊漳河的主要源头就在沁县,同时造就了境内发达的水系。顺浊漳河而上,水面丰盈的湿地景观十分常见,时不时能看到灰鹤、白鹭、野鸭等水鸟的身影。秦跃说,前些日子有沁源县(与沁县紧邻)的摄影爱好者专程来沁县拍鸟,开玩笑说沁源的大鸟怎么都飞到了沁县?当地人回答:“你们沁源煤多,把鸟儿熏黑了;沁县水多,把天空洗蓝了,可以吸引更多鸟来筑巢。”用优美的环境吸引外地游客,把沁县打造成适宜养生的宜居城市,也是“北方水城”工程的主要用意。

  除了环境,沁县的饮食品牌也在朝着“养生”和“健康”发展。沁县人的餐桌上,少不了当地有名的小米——“沁州黄”。早餐通常有两个碗,一碗稀一碗稠,都与“沁州黄”有关。煮面条的时候,也不忘加上一把小米,名为“和子饭”。县委宣传部干事王高强说,沁县除了有“一盆好水”,还有“一圪垯好土”。沁县产的小米颗粒小,金黄色,被称为“金珠子”,沁县也因此被誉为“沁州黄”的祖产地。在晋东南一带,也一直流传着“金珠子,金珠王,金珠不换沁州黄”的谚语。

  ■ 水上

  划着船儿去耕田

  漳河沿线,水库将村子与耕种的土地相隔离,乘船种地成了当地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景村就是这样一个村庄,村里有几户人家的地在景村湖对面的山上,如果走旱路,得绕上好几倍的脚程,于是穿湖而过成了最省事的办法。20多年前,李粉娥家里还没人会划船,要去湖对面,只能央求水库里的船主撑桨送上一程。“我最初也怕水,宁可绕远走,也不愿意坐着晃悠的船去。”后来,家里的子女都学会了划船,在子女鼓励下她的胆量慢慢也大了,坐船不成问题,不过她一直也没学会划船。

  开春,种子分量轻,船里载上种子就可以去耕种了,比较省事。可到了收秋季节,玉米、谷子等太沉,船运到岸边还得用拖拉机拉回家。“要是超载,还会发生危险。”在李粉娥的记忆中,村里曾发生过两次沉船事件。一次是有人拉谷子时,船开始漏水往下沉,紧急之中跳到岸上,粮食湿了,人没事,后来找人连船带粮食拖了上来。另外有一次,船因为超载不停地晃荡,最后把人闪进了湖里,人不幸被淹死。两件事给不会游泳的李粉娥一个教训:“万一碰上了沉船,人也要待在船上,否则跳进湖中肯定就没命了。”

  村里划船去种地的村民,都没有自家的船,而是临时借用水库的船。“在这方面水库的人很大方,但要是谁想去捞湖里的鱼,人家就不干了,一下子变得小气起来。要是馋鱼了,只好等着发了大水后,看有没有从水库里冲出来的,才能逮。”李粉娥说。现在,湖对面山上属于村里人的地所剩无几,水库中的船仅剩了一条。不过,村里人乘船种地的传统还在延续。

  ■ 水边

  漳河源头的近水生活

  在潺潺的流水声中,漳河村的人过着近水而居的古朴生活。两股泉眼在村前汇流,村里人取水、洗衣,孩童嬉戏,都与水发生着关联。供奉着张果老的古庙,与他在此寻得长生不老药的传说一起,传达着人们对漳河源泉的敬重。80岁高龄的赵俊林,仍然把去古庙的泉眼中挑水当成一件锻炼身体的乐事:“虽然家里有水井,但碱性大,茶壶一个礼拜就会被水碱砌上。但是换成泉水,用上半年茶壶中也看不到水碱。井水只用来洗衣服、养猪用,家里吃的全仰仗泉水。”

  赵俊林对这泉水的深厚感情,还体现在儿时在河道大坑中耍水的记忆,以及对水质的那份自豪上。“我们村里从来没出生过一个傻子,而且大多数老年人都能活到80岁以上。”近些年来,随着村里牛羊增多,有的年轻人洗衣服也不大注意,把肥皂沫直接带进了河水,水质有所污染,因此,赵俊林40年前出家门即挑水,现在变成了一直要到源头去挑。当地经济欠发达,不少男人选择了外出打工。种地者也着眼于收入,以前的小麦不再种,换成了种玉米,卖了后再买面粉,于是村前的水磨歇了,老磨房也因无人光顾行将坍塌。

  在沁县所打造的“北方水城”工程中,漳河源头也涵盖其中。作为重要的景区之一,现在村里的河道做了硬化。面对长城豁口形状的围栏,赵俊林有些不太适应,但他觉得这可以使村里繁荣起来。“去年来人最多的一次,总共来了28辆小车。要是以后游客多了,村里人可以办农家乐,搞旅游接待,也许就不需要再外出打工了。”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马青春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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