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是游吟歌手莱昂纳德·科恩晚年的诗歌随笔，一本是摇滚斗士鲍勃·迪伦初恋女友的青春回忆录——2011年年末出版的《渴望之书》与《放任自流的时光》有很多细碎的不同，它们唯一相同之处是，都直指同一时代两位伟大歌手各自的精神内核所在。

　　也是这一年，两位70多岁的老歌手重新站在世界舞台上，不同的艺术道路选择，同样长的艺术生命力。一极是纯粹民谣，一极是愤怒摇滚，本源同根，却有不同的精神承载。

　　于是让我们倒溯至1963年的冬天，22岁的平民小子迪伦和初恋女友苏西相拥走在美国著名的艺术大本营——格林威治村的冰天雪地里。这幅画面被朋友拍下来，成为著名专辑“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的封面海报，也成为时代符号，当时他正进入摇滚事业的第一个高峰期。

　　同一年，在希腊某处阳光岛屿，29岁的富家公子科恩正与一个女人和她的一双儿女生活在一起，酝酿着下一本的诗集和小说，才华，名声，财富和稳定的家庭生活，他并不缺什么，过着与时代隔绝的日子。偶尔拨拉着一把吉他，对着蓝色的地中海独自吟唱。

　　在注定不平凡的上世纪60年代，年轻人们借着性、毒品与摇滚乐，向越战，核弹，种族歧视比出中指。一方面，忠于内心的嬉皮精神引发了民谣复兴运动，另一方面，充当民权与反战武器的愤怒摇滚从民谣阵营剥离。科恩与迪伦被时代驱使着，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了两极。

　　村中人迪伦“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几乎一生都在强化自己的社会属性，与他人产生联系。他总是与优秀的文艺青年们站在一起，并从社会思潮的土壤中吸取养分，不管那是共产主义理念还是资本主义普世价值，《大雨将至》和《答案在风中飘荡》这样的歌曲在美国年轻人中引发的意识大觉醒，不逊于一次成功的政治宣讲。

　　而岛中人科恩“先老起来等时间”，作为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者，他不唱时代，不搭理政治，也懒得向他人索取什么，而是向内心深处不断挖掘，在他那里，时间是唯一英雄，爱情是唯一主题。他老得不慌不忙，仿佛这个时代可以是任何时代。后来，他当了秃山隐士修了禅宗。山中的科恩，依然是那活在自我世界的岛中人。

　　当然，他们都写诗，都赋予歌词深刻内涵，都创造了独特的音乐调式。也一度在个人选择上指向了对方的方位。1967年之后的科恩积极介入流行民谣乐坛，而迪伦在1978年后，一度将风格转向自省的宗教题材。多年后，当时代洪流席卷而过，只剩下纯粹的音乐本身，他们之间微妙的联系或许说明，正如民谣和摇滚本无须区分，它们一样源于真，止于美。

　　【短书摘】

　　老人和蔼。

　　年轻人愤怒。

　　爱也许盲目。

　　但欲望却不。

　　——《老人的悲哀》

　　闹钟凌晨2：30把我叫醒：

　　我穿上僧袍

　　和服和褶裙

　　式样仿自12世纪

　　弓术家的装束：

　　再外面是海青

　　一件厚重的外衣

　　袖子奇大无比：

　　再外面是挂络

　　一种碎布拼成的围兜

　　上面系着一块象牙色圆环：

　　最后是四呎长

　　蛇一般蜿蜒的腰带

　　打成一个巨大漂亮的结

　　像块绞成辫形的哈拉面包

　　绑在挂络后面：

　　总共这些

　　大概20磅重的衣服

　　我在凌晨2：30

　　辉煌的勃起中

　　快速穿上

　　——《秃山的清晨》

　　我从未真正听懂

　　他说的话

　　但时不时地

　　我发现自己

　　在跟狗一起叫

　　跟鸢尾花一起弯腰

　　或用其他的小方式

　　排忧解难

　　——《老师》

　　月亮在外面。

　　刚才我去小便的时候

　　看见了这个伟大而简洁的东西。

　　我应该看得再久一点。

　　我是个可怜的月亮爱好者。

　　我突然就看见了它

　　对我和月亮

　　都是这样。

　　——《月亮》

　　摘自《渴望之书》

　　迪伦

　　村里的那个年轻人

　　不管后世对鲍勃·迪伦的个人品质有多少非议，比如毫不知耻地抄袭，比如视身边的女人如“一根只供弹奏的琴弦。（苏西语）”迪伦却无愧于伟大这个词，他成功地扮演了他的社会角色，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民谣、摇滚歌手，60年代民权运动的代言人，直接影响了一大批同代和后来的音乐人，如约翰·列侬，披头士、滚石等人。

　　在哈耶克所称的，身体和欲望被社会政治与制度驯化的人类历史中。迪伦所引领的摇滚代表着一种反压制与反驯化，“摇滚的反抗”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与政治性。

　　而他的作品最早以传统的民歌复兴旋律为基础，逐渐吸取乡村音乐和黑人音乐的元素，用淳朴自然唱奏技能表达内涵深刻的、与社会主题紧密联系的歌词，最终赋予摇滚乐“反叛的、斗争的”灵魂——这一最重要的风格成型，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格林威治村生涯，与他的初恋女友苏西，与格林威治村的整体氛围密不可分。如果没有格林威治村的生活经历，“村中人”迪伦永远无法将自己的社会作用发挥到最大。

　　在60年代的格林威治村，年轻艺术家们比邻而居。年轻的苏西当时还不到20岁，却已经启发迪伦写出了一些他最伟大的情歌。

　　作为一个出生于美国共产党家庭的艺术家和民权运动分子，她的视野远比迪伦宽广。17岁时已是美国最重要的民权组织之一“争取种族平等大会”成员，并亲历过多个里程碑式的民权运动事件，如“自由乘车”事件，她在《放任自流的时光》里描绘了激荡年代的民权运动。

　　当古巴导弹危机、核裁军、肯尼迪遇刺、种族歧视、越战这些时代问题一一呈现，苏西带着原本活在自我世界中创作的迪伦，积极加入民权运动。在她的左翼政治意识影响下，迪伦开始创作抗议歌曲。他的《大雨将至》《像一块滚石》成为参加民权和反战运动的白人学生的圣歌。自此，14岁第一次领略摇滚乐的社会学效应的迪伦，直接到达了影响力巅峰。

　　而对迪伦创作影响巨大的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法国诗人兰波，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等人以及作品，经由苏西介绍给迪伦，这为迪伦创作出极富社会批判性和现实关怀的歌词进一步奠基，最终使得他被推上了“时代代言人”的位置。

　　美国作家Don Delilo说：摇滚的精髓在于能掌握时代性的文化歇斯底里——立即地响应、捕捉和诠释一个突发的历史时刻，或一整个时代的广大氛围，并且改变历史。在1963年的冬天，冻得发抖的时代青年精神领袖迪伦和苏西，幸福而无畏地走在冰天雪地里，这个场景变为他最伟大的一张唱片的封套，也成为青年力量对抗时代的象征。迪伦等反主流的文化青年勇敢的、革命的姿态首先通过形象来表达——真实、酷、有所指，并且深信，总有一天，自己能够改变时代观念与社会政治秩序。

　　苏西在书中热烈肯定了格林威治村中的艺术家群体，并客观地指出，这一群体对“村中人”迪伦的成就同样有重要影响。作为60年代纽约民谣圈和艺术圈的一分子，苏西与迪伦同诸多传奇民谣、艺术人物有过交集，还有在那里居住或短暂停留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们，他们共同定义了格林威治村，群体的力量助力了时代发展。

　　正如披头士所说“做一个嬉皮，并不是人生最终的目的。”当昔日街头嬉皮大多变成了今日平和的中产雅痞。他们要感谢自己的青春时代的愤怒和勇气。包括迪伦在内。

　　对话

　　我更喜欢六十年代的迪伦

　　●科尔沁夫（蒙古族，知名作词人、乐评人）

　　新京报：上世纪60年代出现鲍勃·迪伦这样的歌手是时代的必然吗？为什么说格林威治村时期是迪伦音乐生命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科尔沁夫：60年代出现大量具有突破性题材的音乐和具有现实批判性的歌手是时代的必然，但具体到出现鲍勃·迪伦这样的复杂个体，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60年代的格林威治村聚集了大量崇尚波希米亚社群生活方式的艺术青年，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艺术触觉、哲学思潮，都对迪伦早期的音乐风格、歌词走向甚至做艺人的方式，起到了重要影响。

　　新京报：有人说，迪伦对纯民谣的背叛使得他成为摇滚界的偶像，怎么理解？

　　科尔沁夫：迪伦对于摇滚乐最大的贡献，在于展现和带领了一种灵活的音乐方式，他一反50年代民歌界反对电声和流行乐手法，不但让吉他装上扩音器，把摇滚乐的题材社会化，现实化，也把明星的虚饰、包装等种种促销方式变成自己的成功利器。

　　新京报：1978年开始，鲍勃·迪伦开始脱去民权斗士的外衣，转向宗教题材创作，这个转型对于他来说是成功的吗？

　　科尔沁夫：成功与否，见仁见智。个人觉得转向宗教题材，是很多艺术家追寻内心安宁的最终归宿，我还是更欣赏60年代的迪伦。

　　新京报：同时代的民谣歌手和诗人莱纳尔德·科恩，几乎不关心社会命题，也不摇滚，但和迪伦拥有一样长的艺术生命，在愤怒和叛逆成风的60年代，他个人的浅吟低唱，对时代的艺术奉献和价值体现在哪里？

　　科尔沁夫：伟大音乐家的方式不止一种，如迪伦般以诗化语言写政治抗议歌曲可以，如科恩般以诗化语言关注自我内心和情感世界，同样可以。只要内涵深刻言之有物，只要音乐足够丰富足够特别。

　　科恩

　　岛上的那个“老灵魂”

　　1994年，“老灵魂”科恩先生突然厌倦了一切。

　　他不想唱歌，也懒得在现实里生活，于是跑去了南加州秃山上的禅修中心，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修禅。但这次，他居然正式做了和尚，法号“自闲”——虽然近六十年的时间里，这个老嬉皮一直在放空自己。

　　在33岁前，科恩曾在希腊的某个小岛上居住了7年，是一个不问世事的精神上的“岛中人”，他生活殷实，人生平顺，所以并无过多欲望和愤怒，用一把懒洋洋的低沉嗓子我行我素地唱着回忆和死亡，衰老与爱情。他唱的民谣始终是科恩式的民谣，不管上世纪60年代如何动荡，摇滚势力如何在时代中一马当先——他始终优雅且岿然不动地做自己，不重复别人。

　　可以说，科恩的身体并不是始终与这个社会隔绝，他自33岁后开始跻身纽约民谣乐坛，上世纪67年首次出现就引起关注，接下来的1968年，他成为了歌坛与文坛的双料偶像，首张唱片《The Songs of Leonard Cohen》马上就大热起来，同年，他出版了诗选集《Selected Poems：1956-1968》。并为他赢得了加拿大文学界的最高荣誉：总督奖。

　　诗歌不分家，在人才辈出的上世纪60年代，写诗又写歌的歌手不在少数，只有他被称为“民谣界的拜伦”。（他共出过9本诗集，2本小说，几千首歌）这样无需用力，只活给自己看的科恩无疑是让人羡慕的，在任何时代，即使鲍勃·迪伦也会羡慕。

　　然而科恩的个人选择却让人吃惊，他先是拒绝了总督奖，并在接下来几张专辑中做了自我隐秘的、宗教风格的尝试——他根本不管流行乐坛和他的听众是不是介意这个变化。从上世纪60年代起，科恩的自我风格就已经固定下来，只有理解了科恩的1968年，理解了他在岛中的生涯，才能理解为什么从岛中到山中，科恩始终是那个科恩，精神内核未有变化——甚至不是很多人知道，那个时代萌生的嬉皮精神是怎样影响了他，让他崇尚自然，忠于内心。

　　科恩60岁时做了山中隐士——同样远离这个时代。山中的五年，他留下了近千首诗。这些在禅宗影响下，灵魂显得日渐明亮的诗歌，更加从容不迫地歌唱衰老，死亡，爱情。科恩的时间仿佛只是流淌，却永远不过去。

　　然后他下山，又过了两年，献出了《十首新歌》，《在一千个深吻里》，他似乎依然故我，爱着一个永远值得他深情的女人，做着一个永远祈求的姿态。“我老了，但我依然陷入，一千个吻那么深”。又过了五年，山中禅修岁月带给他的母题，自我，欲望，禅宗,被辑录为一本《渴望之书》，书中还附上了他的画作。

　　拥有嬉皮精神的，冷幽默的，不走寻常路的科恩先生，似乎在禅宗那里找到了与世界融合，并且自我调和的答案。自我变成无我，欲望变成希望，悖论成为真理。在一行行或短或长的平淡诗行里，岛中人科恩的面貌依然是诗即歌、歌即诗的混合，充满启示性、神谕性和自我，等待着可能来自任何时代的知音。

　　对话

　　“万物皆有缝隙，所以光才能透进”

　　●孔亚雷（《渴望之书》译者）

　　新京报：上世纪60年代的音乐承载着反战，种族平等宏大主题。为何会出现像科恩这样的个例？

　　孔亚雷：我记得鲍勃·迪伦说过一句话，“如果让我可以选择成为另一个人，我愿意成为莱昂纳德·科恩。”在我看来，所有真正的、优秀的艺术家，某种意义上都是活在自我世界里的，都有一颗种子般的，一如既往的内核。所以我并不觉得科恩是特例。

　　60年代充满社会反抗精神，也是迄今以来最具嬉皮精神的时代，科恩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嬉皮士加隐士，关注自我，回归自然，崇尚自由，蔑视（并嘲讽）政治，他的迷人特质里一直流淌延续着60年代的嬉皮之核。

　　而在高度机械化，非人化的后现代的今天，这种嬉皮精神可能会掀起一个新高潮。虽然他越来越老，但热爱他的人，相似的艺术家也越来越多。比如村上春树，也是一个典型的，用你的话说“活在自我世界中，几乎没有改变过内核的人。”

　　新京报：你认为，科恩的音乐和诗作的“核”在哪里？

　　孔亚雷：关于作品的核，他用自己的一句歌词做过总结：万物皆有缝隙，所以光才能透进。这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本出发点。如果我们再把“万物”置换成作品中最常见的一些主题，比如死亡，欲望，回忆和爱情，就会看得更清楚。

　　总的来说，一切都很绝望，但在所有的绝望中都必然有某种希望，哪怕是暂时的，片刻的，权宜之计的。所以绝望并没那么可怕，希望也没有那么美好。我们惟一能做的，是珍惜人生，珍惜你想做的事和想爱的人。

　　新京报：科恩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修禅，你如何理解他做这样一个选择？

　　孔亚雷：宗教实际上不过是对抗这个肮脏世界的众多方法之一。在六七十年代，由于各方面政治经济条件的作用，导致对外在世界的反抗心理达到了极限，而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虽然宗教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但确实比很多其他方法更有效持久，某种意义上也更美妙。

　　禅宗对科恩影响很大，这部《渴望之书》就是一部禅学笔记。禅宗所特有的放松和为所欲为，与科恩式的洒脱和苍老结合，产生了一种动人的，既黑色幽默又忘我无我的新科恩风格。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刘雅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