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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1月14日 星期六 上一版  下一版    
 
第C10版:书评·人物   上一版  下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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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行:阅读钱穆先生尽最后的孝心

  ■ 对话

  新京报:1949年,钱穆先生离开苏州赴港,彼时他已有大量著作出版,如《论语文解》、《刘向钦父子年谱》、《前秦诸子系年》等,而你也已经是中学生了,为何你说自己当时没有读过他的文章?

  钱行:1949年以前,好像真没读过父亲的什么书。那时追求进步追求革命的氛围很浓厚,年轻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很疏远,父亲的书就不太容易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只记得有一册后方带回来的杂志,用黄色土纸印的,上面有一篇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抗日,用许多历史人物作为榜样的文章,是父亲写的。

  我读高中时,课外阅读的多是“左倾”的“进步书籍”(如鲁迅、高尔基)。1949年前父亲在江南大学,我们兄弟只有大哥是在他那里,我们都在苏州家中,父亲有次回来,见到三弟那里有从苏联大使馆要来的《列宁选集》,曾经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教育一番。但是当时也不怎样接受,后来也不怎么记得了。其实那时候的青年学生,和后来的红卫兵运动也差不多,很狂热的。

  新京报:《思亲补读录》一书所录的《怀念父亲钱穆》一文提到,“父亲孤身一人在香港办学,他不善料理生活,常发胃病。那年香港奇热,他睡在教师的地板上呻吟,使人十分同情”。其实这个情节,来自余英时的回忆文章《尤记风吹水上鳞》,“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热,他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但文中未加说明。为了理解钱穆,除了阅读他的作品,你是否有意去找相关学者的回忆文?

  钱行:是的,父亲留在我记忆里的事情很少,即便在钱穆自己的回忆文章里,很多事情也是没有说到的。

  很多时候,在仔细读父亲的作品之外,我必须靠阅读其他人写的钱穆的文章,来了解他的生平。我也发现一些钱穆传,所叙事实,往往有臆造虚构之嫌,而余英时、严耕望这样的学者,曾与父亲有过亲密接触,他们的回忆,相对而言是比较可靠的。

  你提到的这篇文章,原是记者访谈整理成文的,所以未加说明。我其实很少以儿子的身份这样写文章。这次出书,因为收入了几篇这样的文章,所以不得不违背我当初的意愿,本来拟定的书名是,“走近钱穆先生”,而非“走近父亲钱穆”。

  宣传和弘扬父亲的学术、理想,是我所力不能及的,但是自己多读一些,读好一些,在孩子和学生中讲讲,也算是最后的孝心吧。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朱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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