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行：阅读钱穆先生尽最后的孝心

　　■ 对话

　　新京报：1949年，钱穆先生离开苏州赴港，彼时他已有大量著作出版，如《论语文解》、《刘向钦父子年谱》、《前秦诸子系年》等，而你也已经是中学生了，为何你说自己当时没有读过他的文章？

　　钱行：1949年以前，好像真没读过父亲的什么书。那时追求进步追求革命的氛围很浓厚，年轻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很疏远，父亲的书就不太容易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只记得有一册后方带回来的杂志，用黄色土纸印的，上面有一篇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抗日，用许多历史人物作为榜样的文章，是父亲写的。

　　我读高中时，课外阅读的多是“左倾”的“进步书籍”（如鲁迅、高尔基）。1949年前父亲在江南大学，我们兄弟只有大哥是在他那里，我们都在苏州家中，父亲有次回来，见到三弟那里有从苏联大使馆要来的《列宁选集》，曾经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教育一番。但是当时也不怎样接受，后来也不怎么记得了。其实那时候的青年学生，和后来的红卫兵运动也差不多，很狂热的。

　　新京报：《思亲补读录》一书所录的《怀念父亲钱穆》一文提到，“父亲孤身一人在香港办学，他不善料理生活，常发胃病。那年香港奇热，他睡在教师的地板上呻吟，使人十分同情”。其实这个情节，来自余英时的回忆文章《尤记风吹水上鳞》，“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热，他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但文中未加说明。为了理解钱穆，除了阅读他的作品，你是否有意去找相关学者的回忆文？

　　钱行：是的，父亲留在我记忆里的事情很少，即便在钱穆自己的回忆文章里，很多事情也是没有说到的。

　　很多时候，在仔细读父亲的作品之外，我必须靠阅读其他人写的钱穆的文章，来了解他的生平。我也发现一些钱穆传，所叙事实，往往有臆造虚构之嫌，而余英时、严耕望这样的学者，曾与父亲有过亲密接触，他们的回忆，相对而言是比较可靠的。

　　你提到的这篇文章，原是记者访谈整理成文的，所以未加说明。我其实很少以儿子的身份这样写文章。这次出书，因为收入了几篇这样的文章，所以不得不违背我当初的意愿，本来拟定的书名是，“走近钱穆先生”，而非“走近父亲钱穆”。

　　宣传和弘扬父亲的学术、理想，是我所力不能及的，但是自己多读一些，读好一些，在孩子和学生中讲讲，也算是最后的孝心吧。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