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改造的身体与精神

　　□书评人 李建斌

　　多年前，读过苏力的《送法下乡》。近来又读到胡宜的《送医下乡》，早年费孝通先生还曾写过一篇《文字下乡》。近代以降，文字、法律、医疗等诸事物纷纷“下乡”，络绎不绝。时至今日，仍有科技、文化、卫生等等各种下乡运动，此间意味，值得揣摩思忖。

　　以“德、智、体全面发展”为框架来重新检视近代以来的历次社会改造运动，可以发现，虽然各种改造运动的着力点不同，但大体是沿着德育、智育、体育三个层面推进的。胡宜的《送医下乡》即全面剖析了近代中国对身体的医治和改造历程。但作者并没有就医谈医，而是把对身体的医治放在近代国家转型的大背景中来透视。作者认为，疾病成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隐喻，饱受欺凌的中国被污名化为“东亚病夫”，于是医治疾病、强身健体不仅是对个人身体的关照，也成为实现国家富强的象征。

　　身体与政治之间的关联自古有之，只是到近代其内涵发生了巨变。严复论及甲午战争的败因时痛心指出，日本仅以寥寥数舰、区区数万人占我藩属朝鲜、灭我大清水师，民力何其羸弱不堪。严复因而提出，“鼓民力”为救国的当务之急。正如《送医下乡》一书所云，“疫病防控不仅是‘保护身体’，更发展成‘民族防卫’的政治抗争，加强卫生机构建设、增进民众健康、改进卫生习惯的呼声也日趋高潮——‘卫生’开始凸起。”

　　清朝末年，屡受列强欺凌，刺激了一些有志青年赴海外学医救国，力图以西方医学来救治中国人病弱的躯体。其中包括鲁迅和郭沫若，他们早年都认为中国要振兴须从医学着手。

　　这场下乡运动持续百余年，至今仍然没有消停，农民被改造、被治疗的地位并未根本性改变。送医下乡、送法下乡、送戏下乡等各种以国家为主体、以农民为改造对象的下乡运动虽然不再骤雨狂风，却是持续不断、绵延不绝。

　　《送医下乡》的作者对现代国家中“人民”的地位有很深刻的反思，一方面“人民这一充满神圣而崇高感的名词从此成为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各领域具有绝对统摄性的政治话语”，另一方面，“再造国民”的任务并没有终结，群众需要被医治、被改造的病弱地位一如从前。当前针对民众“富了口袋，穷了脑袋”、“物质繁荣，精神空虚”的现状，又兴起了“文化建设”的热潮。但在这个礼崩乐坏、思想混乱、诸神征战的社会转型期，教化者应当到哪里去寻找医治社会疾病的药方呢？究竟是礼失而求诸于“野”，抑或求诸于“洋”、求诸于“古”？这正是《送医下乡》一书所内含的隐喻，是我们需要持续思考的时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