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打洋工”

　　地点：河北定州市吕家庄

　　乡言：这里面随便一个穿着破棉袄揣着手走过的老爷子，可能就是个“海归”。——村民孙丰涛

　　春节前的吕家庄，显得悠闲，村中随处可见的二层小洋楼似乎在冬眠。上午9点多，村里街道上才出现三三两两的人影。

　　村中心一个超市门口，挂着代理国际航班机票的大牌子。老板孙丰涛看着街上走过的人说，吕家庄的“海归”太多了，涵盖老中青，“这里面随便一个穿着破棉袄揣着手走过的老爷子，可能就是个海归”。

　　吕家庄的男人大多都是“海归”派。吕家庄被称为“河北出国劳务输出第一村”。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河北定州市吕家庄村的男人们就走出国门打洋工。那时候，一年就挣个万元户。如今，国内收入提高、汇率变化，收入差距缩小，打洋工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小了。

　　吕家庄的几代人品尝着不同的打工滋味。

　　【第一代】

　　引发出国淘金热

　　第一代打洋工的村民，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去的。

　　那时候村民李振英在北京一家公司当包工头，1989年的时候，公司需要一批工人赴苏丹做工程项目，李振英回乡招工。

　　“出去还能不能活着回来”，这是当时所有人都在想的问题。对外面世界的未知变成实实在在的恐惧。村民高增欣说：“那年头敢出国闯闯，其实也是被穷逼的。”

　　当时的吕家庄穷得揭不开锅。高增欣、郭付合等村里5人，壮壮胆子，一起报了名，与北京的这家公司签了两年的劳务合同。

　　吕家庄人出国的第一步，显得有些悲壮。当时通讯不发达，两年的工期内，信息全无。村子里说什么的都有，各种言论总围绕5个人。

　　两年后高增欣等5人坐飞机到北京，又从北京包车回村。全村震动了。高增欣还带回了360美元买的21英寸彩电。

　　在国内两年挣4000元，国外两年挣40000元。5人回家后，出手阔绰。吕家庄随后掀起了出国淘金热。

　　二十多年间，吕家庄人的足迹走遍韩国、新加坡，非洲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至今，全村700多户中的80%都有过出国务工人员。护照在青壮年手中几乎人手一册。

　　打洋工已经成了吕家庄村的传统。只要打工，就很少在国内。

　　回家的光鲜遮掩了在国外的艰辛。当时在国外，为了保证工人的安全，建筑公司不允许工人随便外出，而且语言不通，怕惹上麻烦。工人们每天只能跟老乡闲聊。

　　刚到的时候害怕，有的人说，干活都战战兢兢的。等到不害怕了，就开始想家了。

　　现在的村主任高占勇介绍，那些年出去的人就在工地上吃住，没有额外消费。

　　如今，最早出去的吕家庄人年纪大了大都回家务农或在附近打零工，看着后生们出去闯荡。

　　【第二代】

　　直把他乡作故乡

　　2011年11月底，郭伟与妻子坐了十多个小时飞机从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城市哈恩飞了回来。他们两年没见到父母和女儿了。

　　1996年，像吕家庄大多的年轻人一样，19岁的郭伟跟随前辈的脚步，去了新加坡。跟前辈一样，做的也是建筑。郭伟是钢筋工，当时每月收入350美元，合人民币2800多元。而1995年郭伟在北京干同样工作，每月人民币260元。到2003年，郭伟已经做到了带班小领导，月收入近万元人民币。

　　郭伟是第二代出去打洋工的。相亲、结婚和探亲各回家一次。两个女儿出生时，他分别在新加坡和西班牙。

　　大多数出国的吕家庄人，只在结婚或家里有事时才会回家。

　　高占勇在1995年到新加坡工作了6年，出去时，儿子只有两个月。

　　2005年，郭伟脱离了建筑业，到西班牙从事外贸工作，把妻子也带到了那里。

　　在村里人的眼里，他是出国打工比较成功的一个。村里人提供的一个佐证是“刚回家就和大舅子一人买了一辆轿车”。

　　那些年是吕家庄人出去最多的时候。村里的打洋工潮还引来媒体报道。

　　出国挣钱回来的人们，盖起了小洋楼。而因第一批打工者都在非洲，吕家庄也被称为“非洲村”。

　　第二代人是主动出国闯荡，完全没有了第一代出国的恐惧感。与第一代的纯打工生活不同，郭伟与妻子在西班牙过着有声有色的生活。

　　郭伟说他的电脑已换了五茬。第一台电脑是2005年在西班牙花了1200欧元购买的一台索尼笔记本。这个价格在第一代打工者那里是无法想象的。

　　郭伟的妻子在哈恩做收银员，她的西班牙语好过郭伟。她喜欢西班牙干净的街道，干净的空气。他们甚至也为哈恩有一个全西班牙有名的斗牛士而自豪。

　　“即使失业了，能够领三年失业救济金，每个月还能有1000欧元。怀孕每月100欧元的补贴，生孩子政府补贴2000欧元。”郭伟的妻子对西班牙的很多政策很熟悉。

　　夫妻俩一直计划开一个糖果店。需要投资几万欧元，这对他们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

　　过了春节，夫妻俩又要回去了，他们准备在这几年把女儿带到西班牙，“在西班牙找学校上学很容易。”

　　【第三代】

　　国外的钱不好挣了

　　宁胜利是去年11月底刚从非洲中部的赤道几内亚回来。他从2008年开始出国打工，先后在新加坡、毛里求斯、赤道几内亚工作过。

　　他说这个时候世界经济不景气，国外的钱不好挣了。

　　“人民币汇率太高，国内收入在持续增加。国内国外挣的钱都快差不多了。”宁胜利说，他不准备再出国了。

　　“2005年时，1欧元能够兑换12到13元人民币。现在只能兑8块。”如果挣钱回国花，这就意味着少挣三分之一的钱。对于汇率，在西班牙的郭伟也感觉到了压力。

　　国内收入增长也快。20多年来，国内打工的工资与在新加坡和非洲国家打工的差距在减小。宁胜利是瓦工，在毛里求斯和赤道几内亚每月5000到6000元人民币。在国内，同样的工作每月也能有近4000元。

　　“其实大家出去做工人挣回来的钱，都是省吃俭用剩回来的。如今在国外混得好的，都是小领导。现在出去当小工，不合算。”吕家庄现任村主任高占勇说，他当年在新加坡时，干的活很累，是当地人不干的，但工资却属于非常低的。他回忆，那时一瓶青岛啤酒6元多新币，合人民币五六十元，而他每天才挣人民币100多元。

　　高占勇说，现在吕家庄村有一小部分人是工地的带班领导，他们的工资要比工人多一倍。

　　外出劳务，要付给中介公司一万多中介费用。靠国内外工资差距和汇率差距挣钱的吕家庄人，觉得靠吃苦在国外挣钱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

　　数据显示，2011年，定州共有500余人出国“淘金”，挣回“洋钱”5000余万元人民币。

　　吕家庄出国打工最高峰期有300多人，现在有100多人。回乡的吕家庄人在家里开始了二次创业。孙丰涛2004年从新加坡回来，在村中开了超市。其弟孙志伟在国外待了十几年，现在开养殖场。

　　高占勇的儿子现在上高中一年级，高占勇给他找了定州最好的学校。儿子有些贪玩，这让高占勇非常着急，他想让儿子上大学，不想儿子像他一样，抛妻弃子的去“打洋工”。

　　□本报记者 刘一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