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态旅游生活将创造移动文明

　　旅游新观点

　　大众时代的旅游，表现出对自然回归的向往，对人类文明的好奇，实质上也是对定居生活的叛逆，但就每个人而言，从时间和消费上，与占据主流的定居生活相比，比重不是很大，还不算是可以与定居文明分庭抗礼的常态生活，却已经与游牧文明的移动有了本质的区别，人类的移动生活，将在后工业文明时代逐渐成为主流，完美实现从“游牧文明”、“定居文明”到“移动文明”的螺旋式上升。

　　非洲大草原上，每到一定的时节，成千上万的动物，舍弃眼下相对安静悠闲的生活，周期性地告别自己的“家园”，踏上漫漫迁徙之路。动与静，是动物界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共存的两种状态。移动，在人类生活中，曾经扮演了什么角色？在未来又将扮演什么角色？以旅游为载体的移动生活，是否能够开创一种代表人类未来的新文明——移动文明？

　　移动是人类作为动物之人与精神之人的完美结合。人与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有经过特别进化而发育的大脑，进而人是有精神和精神追求的。人们力所能及（包括借助马车、汽车、飞机、航天器等工具）的范围之外，永远是他们的向往和追求。这种向往和追求，推动了人类移动生活在空间上和质量上的不断发展。旅即移动，是旅游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旅游（包含休闲、度假），是与日常的静态定居生活相对应，处于移动状态，因而属于相对动态的生活。

　　其实，人类的移动生活经历了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游牧文明社会，人类迁徙活动是低级移动。原始社会之前，人类的迁徙，与其他动物本质上是一样的，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生存，为了得到更多用以果腹的肉、果实及用于御寒需要的皮毛，人们不得不风餐露宿去更远处采摘和捕猎。移动（迁徙）也可以视为游牧社会特殊的“旅游”（工作的目的）。从原始社会，到游牧文明的鼎盛时期，移动在人类生活中都占据主导地位，但没有证据表明观光审美和休闲意识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

　　农耕文明社会，绝大多数人植物式生存。生产者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房舍与农田之间，农闲时也可以到集市上用相对过剩的农副产品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其他生活用品。绝大多数农民，除了服兵役、征战之外，一生的活动半径大约只有几十公里，实际上与植物的状态相差无几，可称为“植物式生存”。

　　然而，农耕文明毕竟创造了较多的剩余价值和社会财富，相对于迫于生存的低级移动，其定居生活方式无疑是一种进步。同时，旅游活动开始在精英阶层大量出现。但谁是第一个旅游主体意识真正觉醒的旅行家？周穆王？孔夫子？秦始皇？汉武帝？谢灵运？玄奘？李白？麦哲伦？哥伦布？他们都是伟大的旅行者，却未必称得上旅行家，因为他们的旅行不是着眼于旅行本身，而是实现某一功利目的（战争、宦游、传道等）的工具或过程，直到徐霞客出现。徐霞客是古代中国的文化名人，但他首先是、主要是一个真正的旅游者，他用自己一生的实践，证明自己找到了“最合宜的位置”，并且给世人留下恢弘巨著——《徐霞客游记》。

　　尽管如此，徐霞客的出现也已经到了农耕文明的后期，少数人的移动生活，无法改变绝大多数人植物式生存的主流状态。

　　工业文明社会，旅游主体意识激活，旅游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工业文明为旅游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激活了大众的旅游主体意识，使人类旅游的原动力得到确认与释放。

　　首先，蒸汽机发明后，火车、轮船、汽车特别是民用飞机的出现，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可移动的空间。其次，产业工人进而有产阶层的发展壮大，让人们收入不断提高，休息时间同时延长，为旅游创造了外部条件。再次，大规模的生产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口集中于城市。群居生活有利于生产甚至生活的组织安排，但却是对人性的制约和限制。高度社会化分工及高效率形成的单调、机械劳动及住所——工作场所相对固定、单调的生活方式，使人有回归自然的渴望；此外，心理学上讲：距离产生美感，人是需要活动空间的。城市里类似工作场所、商场、公共汽车里，人与人被迫接触（身体接触及听觉、视觉、嗅觉的延伸接触）和拥挤，使人有逃离城市、远离人群的渴望。

　　后工业文明社会，移动生活“云聚集”改变人类文明形态。农耕文明社会，第一产业是根本；工业文明社会，第二产业是核心；后工业文明第三产业占据重要位置，作为现代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龙头，旅游业方兴未艾，成为最具活力的朝阳产业。移动文明将因此正式登上人类舞台。

　　随着工业文明促成的大众旅游进一步深入和提升，因谋求规模化的城市化而形成的人类聚集方式，未来完全可能被人类的旅游行为所改变，形成以旅游为基础的移动生活“云聚集”（城市聚集的外形不变，但人的聚集将不再主要是源于工作与生产也即谋生，而是主要源于旅游移动生活），成为人类回归自然、与本能最和谐的生活方式。移动生活将会成为人们的常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