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 人生都是写好的剧本，总能接着走下去(2)

　　（上接C02版）

　　新京报：第一天晚上睡着了吗？有绝望感吗？

　　高晓松：睡着了，因为从洛杉矶飞回来、参加完《大武生》发布会就去交通队，已经36小时没睡觉了。但第二天没睡着，躺在那儿，看着六米高的房顶上有一盏昏白的灯，左边躺着一个小偷，右面挤着一个黑社会，觉得好神奇啊，我挤在这样两个人之间睡觉。

　　刚进去也睡不到好的位子，大家都论资排辈，谁呆的时间久谁就慢慢蹭到门边上去。这个呼噜响，那个有口臭，你躺在那儿，你不停地说这神奇，这神奇，因为你要觉得神奇，就会削弱绝望感。慢慢就好了。

　　新京报：最初的不适感和“神奇感”过去之后，后面是否会有大量无所事事的时候？你更习惯于发呆还是思考？

　　高晓松：我是一个非常不爱主动思考的人，艺术这东西没法思考，艺术是一种很直接的感受。在里边经常发呆，尤其下雨的时候，看不见，只能听远处的雨声，我让自己凝神，就仿佛站在辽阔的、自由的雨中。

　　我曾经有一个月都没跟同屋人说过两句话，把人都问完了，干吗的、什么背景、犯了什么罪、他怎么生活的，到第四个月，我已经没兴趣问了。

　　来回来去就是这么几种人：偷摩托车的中学生、卖发票的、行贿的大款、受贿的官员。以前你觉得社会好多角落你不了解，了解一通后发现也就那几个角落，没多少神奇的人。后来我就开始翻译。

　　再艰苦，总得生活下去

　　拿个塑料瓶子扎个洞，每天晚上看《新闻联播》时装满水，电视上有时间就开始漏，漏到《新闻联播》完正好漏到一个位置，用黑色涂一下，就知道这是半小时。

　　新京报：你在里面写东西，有笔吗？

　　高晓松：每个人都是一样，一床被子、一床褥子，没有枕头，没有被单、床单，因为那些都能杀人。把褥子卷一点到头上就当枕头睡了。里头没有任何插口，怕你触电。能自杀和能伤害别人的东西都没有。笔也是只有最柔软的笔芯，刚开始特别别扭，后来我自制了一支笔，把早上喝的粥涂在纸上，卷在笔芯外头，卷成一支比较粗的笔。

　　马尔克斯的《昔年种柳》原本没人出版也没人翻译过，谈版权时我就跟马大师和他的经纪人说，一个热爱他的犯人，在监狱里用柔软的笔芯在极其昏暗的灯光下，也没有桌子，只有一个板，他坐在板上，抱着两床被子，边翻译边写，希望他能给予出版的许可。

　　新京报：在里面会觉得时间很漫长吧？

　　高晓松：里头没有钟，我们自制了一个钟。老祖宗教的东西还挺好，就是沙漏。用水做沙漏。拿个塑料瓶子扎个洞，看《新闻联播》时装满水，电视上有时间就开始漏，漏到《新闻联播》完正好漏到一个位置，用黑色涂一下，就知道这是半小时，加长一倍就是一个小时。我们有一个人专门负责看表，几点了，他就坐在那个塑料瓶旁边说现在几点。

　　新京报：这些是你带进去的创意还是本来就有？

　　高晓松：都有。里面人的智慧无穷，再艰苦，总得生活下去，鲁宾孙在无人岛都能生活。我还有一个钱包，是老犯人走的时候留给我的，用包装袋做的，非常精巧，但里面没有钱。我半年后再见到人民币和美元，觉得比我想的面积大很多。

　　想到女儿，六个月很长很长

　　在里面，大家聊到女儿时都会热泪盈眶。所有人都想自己老婆。因为只有老婆不离不弃，最终只有老婆记得给你送件衣服，只有老婆定期来看你。

　　新京报：家属去探望你时，你是什么感受？

　　高晓松：家属每个月可以去探望，我老婆、我妈都来。我老婆第一次哭得要死，我妈原本极为乐观和豁达——我妈从小教给我们很多，其中有两句网上还挺流行的：“人生不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妈自己走遍世界，我从来没见她为我哭过，结果她抓着那个探视的铁栏杆还哭出来几滴眼泪。我当时跟我妈开玩笑说，看来我真是亲生的。

　　新京报：你哭了吗？

　　高晓松：我妈、我老婆来看我时我都没哭，我还特高兴，安慰她们。我女儿来，她没哭，我倒哭了。因为她特别高兴，她们跟她说，我拍戏呢。我女儿说，爸爸你什么时候拍完戏呀？我说很快了，其实一想还有很久。想到漫长的人生，觉得六个月不长，但一想到女儿，六个月很长很长。一想到女儿，你觉得两个礼拜都很长。我大概就哭了那么一次。

　　在里面，大家聊到女儿的时候都会热泪盈眶。首先，聊到老婆会热泪盈眶。富商、干部、黑社会大哥、赌场老板、组织卖淫的，所有人都想自己老婆，这点让我挺感动。因为只有老婆不离不弃，最终只有老婆记得给你送件衣服，只有老婆定期来看你。我也特想我老婆。年轻人没什么可想，年轻人在里边自得其乐。

　　想起他们，心里很难过

　　我说，出来后你给我做助理吧，他特别高兴。我出来后跟经纪人、家里人商量，所有人都坚决反对，你怎么能找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做助理？

　　新京报：我看过的监狱题材电影里，知识分子在狱中多少都会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你觉得这种身份在里面给你带来的差异、需要调适的东西，难吗？

　　高晓松：对我来说不难。我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知识分子，还有一个身份是北京孩子——北京孩子从小学痞子，上街打架，我中学大学都因为打架挨过处分、严重警告，所以对我来说没什么大问题。

　　有一点世界观的问题，但我也没办法，这不是监狱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我跟小孩讲，你出去别偷了，可以干点正经事。但年轻人完全不接受你的思想，年轻人坚定地认为我唯一的罪行就是没钱，我有钱就没有罪。里边的年轻人基本清一色是这么想的。每个人都说，我出去当然偷啊，那我能干什么？我只要偷多点，我有钱了我就没有罪，你看有钱人被抓进来了吗？都是我们被抓进来。所以我没办法说服他。有的时候会觉得挺难过。

　　新京报：你在里面会给这些年轻人教一些什么吗？

　　高晓松：我开始还教两个孩子写诗呢，我把十三韵给他们默写一遍，让他们每句的结尾都押着韵。有一阵子我们屋还掀起了一股人人写小诗的小高潮。做学术的知识分子比较封闭，做艺术的人虽然是知识分子，但愿意接触更多的人。如果真是学术型的知识分子，在里面可能会比较难过。

　　新京报：里面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人吗？

　　高晓松：有一次我没哭，但有点热泪盈眶。是送我大哥，他判了七年，要下监狱了。他这手夹着被子、褥子，那手提着一个塑料盆子，50多岁的人了，有点驼背，很绝望地离开了。把他送到门口，我们俩热烈拥抱，我说，我出来之后，一定会坚持去看你一直到你出来。

　　我很少交到这样一个天天跟我睡一起、给我讲很多事情的人。他很了解看守所里所有的人际关系，给我仔细讲了每个管教、每个科长的脾气、性格，教给我怎么适应，对待杀人犯也别怕，怎么对付他们。我现在每次吃点好东西或者特别自由想干嘛就干嘛的时候，就想起这个大哥。大哥还在里面煎熬着。

　　我还看上了一个年轻人，长得特别端正，人品也很端正，虽然是孤儿，但是从不乞求，非常正派的一个孩子。他犯的罪挺倒霉的。他做服务员，客人喝醉了揍他，被揍得实在受不了，还两下手，把人家眼眶打裂了，算防卫过当吧。他特别老实、勤恳、能干活，我说，出来后你给我做助理吧，他特别高兴，一直怀着希望。

　　这事儿还让我心里很难过，我出来后跟经纪人、家里人商量，所有人都坚决反对，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还是有歧视，你怎么能找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做助理？他前两天出来了，我给了他一笔钱，还给他报了新东方厨师学校，希望他能努力在人海里不要沉没。

　　有时候会挺怀念里边的生活，大家都以特别简单的方式在一起，清贫、清淡的日子，管教也很单纯。我应该这么说：即使中国社会有一些坏的习气，但看守所还是最清水衙门的地方。说句最不好听的话，到了看守所都是非穷即傻，也没什么油水。

　　（下转C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