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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拘役六个月获释,接受本报独家专访,讲述“在里面”的经历,剖析心路

高晓松 人生都是写好的剧本,总能接着走下去(3)

2012年01月20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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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松承认出身名校、年少成名让自己很有优越感。“现在还会有,就是不表现出来了。”他说。图/CFP

  (上接C03版)

  从倒数一百天开始数日子

  最后一天我很波动,后来别太刻意了说我要怎么怎么样,到处去赎罪,也没必要,就顺其自然地生活。

  新京报:出来前一个礼拜会为今后的日子规划一下吗?

  高晓松:我从倒数一百天开始数日子,我想别太早数日子,数日子有点难过。我特别痛恨七月跟八月,这两个月都是31天。数到还有一个礼拜就不数了,因为要数就得数小时了,我就赶快把没看完的书,没写完的东西赶完,那个状态已经有点像在外边的时候要被逼着交稿了,赶快写东西。

  新京报:最后一天情绪波动了吗?

  高晓松:到了还有一天的时候可能我有点哆嗦,因为我这半年还好,不算很长,里边三四年羁押的人到提前一个礼拜要出去的时候都睡不着觉,然后经常问我外边现在什么样,我出去能适应吗?在里面,牙刷这么短套在大拇指上,因为它也是凶器。勺子也这么短,是软的。我后来回到家拿一个这么大的牙刷刷牙都不会了,这太大了,怎么刷啊。最后一天我很波动,我想了很多,我想出来以后我怎么生活,我本身又不是一个爱想事的人。后来我说就自然去做吧,别太刻意了说我要怎么怎么样,到处去赎罪,也没必要,就顺其自然地生活。

  表现优越感是一件讨厌的事

  有几件事我是下了决心的,首先是不做生意,只卖艺。再有,以前那些傻逼的事,到了40多岁也应该改了。

  新京报:如果说到这六个月的反省或者收获,你觉得是什么?

  高晓松:有几件事我是下了决心的,首先是更加坚定了不做生意,不成立公司,不会成立一个电影公司、音乐公司,坚定了只卖艺。因为人生已经过了一半,能够有创造力的时间也就剩十几年,我已经入行18年,我猜最多再有18年,60岁就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了,所以60岁会去教书,这是我早就算计好的,教书、翻译书、读书。坚持只做作品,只做艺术家。再有就是对钱看淡了很多——我本来就看得很淡。我大概是我认识的人里面这岁数唯一没买房子的。买点衣服,给老婆买买包,吃吃饭,能花什么钱?这两件事都对,我出来之后更加坚定这个想法。

  再有我对自己说,以前所有那些傻逼的事,即使不坐牢到了40多岁也应该改了。有些时候觉得以前怎么就那么二呢,明明是一个三十岁的人,老拿十八九的心态来造,让人看了觉得这人特不和谐,这人怎么书也没少读,但老疯疯癫癫的。

  出来以后我对自己说一定要低调,一切低调。到现在出来一个多月我觉得还行,不难做到。包括写写微博,跟大家在一起做事情都三思而后行,我觉得挺好的。当然也不会低调到违背我性格,那倒没必要,最后不是O型血、天蝎座的北京孩子了。

  新京报:大家对你比较普遍的评价就是恃才傲物,优越感比较强,你觉得这次经历会改变你的这个特点吗?

  高晓松:优越感是一个没办法的事,现在还会有,就是不表现出来了。优越感不是坏事,坏的是你老在别人面前表现这个优越感,那就是一个挺讨厌的事。我投胎就投成这样了,首先是一个北京人,书香门第,读的全是最好的学校,根红苗正。人家说自己也是四中的,我们都得问问你初中高中都是吗?清华你还得是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建筑系四个最好的系。

  我一直生活在领先的阶层。我22岁发财了,24岁发表第一首歌《同桌的你》还出名了,你想我那时候有多膨胀。我在里面回想从前的事,经常把脸捂在褥子里说,我以前怎么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也活该还债。我之前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老婆全家信佛,我跟她说,你可不许求佛任何事,因为老天对我们已经太好了,给你美貌容颜,给我根红苗正,咱该满足了。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生活可能搞错了,这次我小小地把自己的六个月还给生活,总比还别的好。

  少说多做,不愿意卖这个事

  所有跟我之前签了合同的,不管是音乐、电影、出版都不离不弃。我也没有涨一分钱价。

  新京报:因为这次你做了一次非常好的危机公关,形象很好,有传言说你出来之后身价大增?

  高晓松:我年轻时那个样子很多人都不喜欢,但是我一旦好一点大家都很接受,我有难了大家都努力地伸把手。所有跟我之前签了合同的,不管是音乐、电影、出版都不离不弃。我也投桃报李,没有涨一分钱价。包括我即将出版的《如丧》这本书,因为合约是在我出事之前签的,本来就没包括看守所中的部分,我一出来就有出版商找我,说给我多少钱让我把里面的东西写出来,我完全可以另出一本,但我还是把看守所这一部分送给原来签约的出版商。

  新京报:设想过出来以后,外面的人对你的看法会跟以前不一样吗?

  高晓松:会吧,但是我不是很担心。因为会慢慢过去,就是看你怎么做事。所以我当时说我出来少说多做,到现在你是第一个大家看到的专访。首先,因为你太执著,我还挺感动的。第二,《新京报》我觉得是个值得信任的好报纸。第三个,好多朋友也跟我讲适当的时候我可以说说这事,我不愿意卖这个事,因为我是卖艺的,不是卖身的,但对这个社会有点意义的话还是可以说,那我就说这一次挺好。

  生活还是对我很好,包括在最关键的时候给我悬崖勒马,免于陷入疯狂。而且正好在整个文化行业大井喷之前,让我能安静下来想一想,以免被裹胁在大潮里彻底迷失了。

  O型血都会像我这样,我也没有超越O型血的乐观特质。你(指记者)要是真的去了也没问题。我就见到一两个精神崩溃的,大部分人都能坚持。我还不冤,还有冤的呢,那都咬牙坚持下来了,而且最后也能随遇而安。人生都是写好的剧本,你总能接着走下去。

  ■ 文艺问答

  在里面,文盲也会喟叹自由

  里面的每个人都说,愿意付出全部身家包括性命,去换回自由。原来我觉得自由是属于知识分子的一个词,在里面,文盲也会喟叹自由。

  新京报:狱中体验给你的创作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未来你的创作会以什么方式进行?

  高晓松:我觉得创作方式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我二十年来就这样写东西。但心境会极大不同,回想起许多在外面从未想起的人和事,一缕阳光下最淡的往事。我那时常想起李叔同和苏曼殊(均为民国著名僧人)临终说的两句话:“悲欣交集”和“一切皆有情”。你在看不见天空的地方想外面的世界,觉得每个过往的人和事都有情,都是悲欢,都是缘分,都成了远方。你把心肠拿出来慢慢洗,不着急,慢慢的,就看见了。

  新京报:当重新回到平常生活中,对那些被生活的监狱困住的人,你会说什么?

  高晓松:我无话可说,这两个世界没有共通的语言。但我会经常发呆,我发呆时,就在想他们。不是怜悯,而是流放归来的人对远方的牵挂。

  新京报:在自由被禁锢的时候,你如何看待自由?在生活变规律的时候,你如何看待散漫?在必须手写的时候,你如何看待机器?在看不见月光的时候,你又如何想象和描绘月光?

  高晓松:里面的每个人都说,愿意付出全部身家包括性命,去换回自由。原来我觉得自由是属于知识分子的一个词,在里面,文盲也会喟叹自由。其他的,规律还是散漫,手写还是机器,在自由面前都不值一提。至于月光,其实即使你看得见月光,你描绘的也是心中的月亮。

  新京报:除了《如丧》和《昔年种柳》两部即将出版的作品之外,你在电影、音乐上的新一年工作计划可以透露一些吗?

  高晓松:会开自己的作品音乐会,我猜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还是有很多人愿意静下一个晚上,听听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音乐还会做,电影还会拍,但是会珍惜,做些让自己能热泪盈眶的东西。

  (下转C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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