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淀边的生意人

　　地点：河北安新县韩村

　　乡言：最终留在北京的人，大多发了大财，过亿资产的有几个，百万以上的数不过来。

　　——村支书王佩占

　　韩村坐落在距保定市安新县约20公里的一处桥头。

　　这个白洋淀边上的村子，曾经很贫穷。过去十几年间，部分村民渐渐富裕了起来。靠的，是做生意。

　　有人进京卖海鲜发了家，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盖房。一些农民坚守着白洋淀边的传统，养鸭。最近两年，又有新的生意形式出现，4兆的宽带被拉进村，有人开起了网店。

　　【海鲜】

　　“淘金”的年代

　　回想起当年在北京的光景，王佩占很是感叹。作为一名农民，他曾在十几年前把资产做到了上千万。

　　韩村人均只有7分地，附近村子，地多的达到每人两亩。上世纪90年代初，农业产量还曾是衡量村民收入的一项重要指标。

　　王佩占认为，地少后来成了部分村民的优越条件。种地勉强够吃，不种地也没多心疼。旁边村的人就因为地多，种地还是打工，难做决定。

　　生在白洋淀边，韩村人懂得鱼虾等产品，也会做这方面的买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韩村的第一批“淘金者”到了北京，主要做鱼虾的二道贩子。

　　这批人“发了家”，有人开桑塔纳回村。效应很显著，更多的同村人开始外出。

　　王佩占算是第二批“淘金者”。那时期跟他一样撇下土地到北京的，先后有几百人。

　　当时王佩占跟河北沧州的一家水产公司合作，在北京做海鲜批发生意，他任经理。

　　那时候李柱（化名）还不到20岁，他穿行在北京城的市场、饭店和批发市场之间。他用的贩卖工具是一辆自行车，比“大二八”还大。看上去像是水管焊接而成，所以被称为“大水管”，一次能驮二三百斤。

　　本村有人干批发，李柱等人做中间贩子。他和父亲当时赚了六七万元，是个他们曾经不敢想的数字。

　　赚到钱后，李柱又转行做起其他买卖。有人赚到钱则回了老家，还有人没赚到钱，转到别处打工。

　　王佩占的生意最终黄了，资金链断裂。他回村当了村干部，现在是韩村的支部书记。

　　“一去四五百人，回来三四百人。”王佩占说，最终留在北京的人，大多发了大财，过亿资产的有几个，百万以上的数不过来。

　　【养鸭】

　　小户惆怅难贷款

　　李柱当年转行做的生意失败了，他回了老家，做起了他最熟悉的事，养殖种鸭。

　　赶上鸭子产蛋旺季，李柱白天晚上都要在河边的鸭场守着，就中午和晚上回家吃饭。

　　即便是这样，还是难免鸭蛋被偷。他说有一天中午他吃饭回去，发现屋子里的四框鸭蛋不翼而飞。

　　他养了2500只鸭子，2011年净赚了二三十万元。

　　李柱说，这是他养种鸭六七年来第二次赚钱，此前已经赔过四五年了。这次还清了外债，算下来还赚了两三万。

　　他说，“养鸭其实风险很大，赔个四五万、十来万跟玩儿似的，第二年连本都没了”。

　　2006年，河北发生含苏丹红的红心鸭蛋事件，安新县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很多鸭子都被宰杀了。

　　不过，因为蛋鸭少了，到第二年，鸭蛋的价钱又涨上去了。

　　鸭蛋价格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李柱说，种鸭鸭农是最末端的一环，每一个环节都能影响到鸭蛋价钱，关系到赔和赚。

　　1月9日，李柱说眼下孵化出来的鸭苗，又没人要了，一只两毛钱还没人买，都卖给养狐狸的、养貉的做饲料。

　　他听人说，山东省对种鸭是有补偿的，“按头算”，同时还有优惠贷款。“河北就没有。”李柱觉得很失落，贷款都放给了有规模的养殖场，养殖小户不好贷到款。

　　小额贷款的事也让王佩占很头疼。他跑了几趟县里和乡里，甚至请县领导帮忙，但银行担心小户的偿还能力，最终还是没贷给李柱他们。

　　【网店】

　　全家上阵卖化妆品

　　在固守传统养鸭的同时，韩村也接轨现代化，出现了“新事物”。

　　最近两年，韩村很多家庭买了电脑。

　　李柱买的是国产品牌机，花了4000多元。他用两个手指在键盘上敲字。虽然拼音输入还比较生疏，但能固定上几个网站。他喜欢军事，会看一些军事新闻，“在村里聊军事，肯定有话说”。

　　村支书王佩占说，妇女们平时在村广场上练跳舞，那些舞蹈是跟着电脑上学的，现在已经能参与一些婚丧嫁娶的表演。村广场的建设花了1万多元，是身在北京的大户支持的。

　　买电脑的还有刘华一家。与别人家不同的是，刘华家一口气买了四台电脑，装上了4兆的宽带。他家开着网店，还花几万元买了辆面包车，用来到保定发货。

　　今年23岁的刘华也曾到北京打过工，做了一年的送货（鱼）的工作，一月挣1000多元，刚够自己开销。

　　回到韩村，他又在附近一家工厂打工，但要天天加班。

　　这个时期，三姐刘巍在摸索着用电脑赚钱。经过一年的网上购物积累经验，刘巍发现开网店能赚钱。

　　她开了网店，卖充值卡、软件、减肥产品等。一月下来，赚了5000元。

　　于是，家里二楼的空闲位置，成了网店的办公场所。

　　目前，刘巍、刘华、刘影三姐弟的网店已经开业四个多月了，销售国产化妆品。小学文化的刘华，自学装饰网店。

　　其实不止三姐弟，全家人都参与到了网店中。看孩子、做饭，给货物打包，均有家人帮忙。面包车一天一趟往保定寄送货物。上个月，每天的订单达到一百多，收入到了几万元。

　　刘巍说，虽然在村里，但网速非常快，也很稳定。存在的障碍是，村里常常停电。这样的时候，刘巍、刘影会跑回婆家接订单，娘家来电了再跑回来。

　　跟刘巍他们的现代化相比，王学利现在的“生意”属于最传统的。

　　王学利也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到北京“淘金”，当时赚了几万块钱。他没继续留在北京，回家养猪。家里还包了十余亩耕地。有在外的村民不再种地，他挨家协商，以每亩每年300多元的价格租种，种棉花。

　　他算是包地的小户，更大的包地户租种在百亩以上，还有人承包了别村的地。“一投几十万，租地也得是有钱人。”王学利说，普通农户拿不出这么多承包费。

　　“越有钱，越有钱。”王学利感叹，同样是在韩村，随着大家做的事不同，贫富差距也慢慢大了。

　　□本报记者 孟祥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