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的希望

　　地点：山东潍坊市临朐县

　　乡言：店还是要开下去，但是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我也得看看其他新行业。

　　——宋喜华

　　春节前的最后几天，32岁的弟弟只做一件事，讨债。

　　“年底是最好收账的时候。有的就是几千块，一拖一年。”他开着小货车，让4岁的儿子坐在副驾驶上，满县城跑。

　　他也是开着这小货车到车站接我。

　　七八年前我回老家，弟弟骑自行车接我。后来是打车。两年前，变成了小货车。

　　弟弟在县城的建材市场开了一家店，做“艺术门窗”。

　　他说，竞争激烈，一年忙碌，其实也赚不了几个钱。

　　不过语气里透着知足。他的日子，越来越有模有样了。

　　人生走向

　　一个中专一个高中

　　弟弟小我一岁，我们同一年开始读书，小学时候还曾同桌。

　　那种长条木桌，一张课桌4个学生，另外两个是我的两个堂妹。

　　到初中毕业，村小学时候的几十名同学，仅存了我和弟弟两枚硕果。

　　上世纪90年代初，农村开始出现打工潮。女孩子往往读完小学就辍学了，在家带弟弟或帮着干活。再大点，就出去打工。

　　弟弟和我虽没有“被打工”的压力，但初中毕业也面临“人生走向”的选择，是考中专还是考高中。

　　曾经，中专比高中难考，不少成绩好的学生都上了中专。我和弟弟那时候已朦胧意识到中专“短视”，都想读高中上大学。

　　但家里的现实必须让我俩选择。那时候，种地卖粮，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父亲膝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几乎干不了农活。姐姐们都出嫁了，母亲一个人照顾地里和家里。

　　供两个大学生，成为不可能。

　　母亲跟我说，你读中专吧，能早点工作，像你三姐一样也挺好。

　　三姐大我8岁，端的“铁饭碗”——师范类中专毕业后，国家“包分配”，在镇上最好的小学教书。

　　母亲还说，你弟是男孩子，让他上大学，不然以后媳妇都娶不起。

　　记忆里，五间瓦房、彩礼再加上彩电等，村里为娶媳妇倾家荡产的故事比比皆是。

　　弟弟娶媳妇可是大事，我答应读中专。

　　但那一年教育改革，重点高中从最高分开始录取，“剩”下的给中专。

　　我被县一中录取。弟弟没考上重点高中，去了市里的一所中专。

　　待业青年

　　“关系”决定工作

　　很多年之后，弟弟才讲了他在中专第一年的遭遇。

　　那个时期人们正逐渐富裕，孩子若是成绩不行，父母开始用钱把他们送入中专或大专。

　　弟弟一入中专，便遭遇了“坏孩子”。

　　有同学喊他去另一宿舍，说打牌缺人。一进门，五六个同学一顿暴打，向他要钱。“我躺了3天才下得了床。”

　　读高中的我跟弟弟相距百里，偶尔能见面，发现他越来越沉默。

　　中专毕业，弟弟彻底沉默了。政策变化，已不再“包分配”，找工作已成难题。

　　按当初读的专业，对口工作是县交通局，“最次也是汽车站”。但是，不包分配了该怎么办，家里没有人知道。

　　弟弟成为了我认识的第一个待业青年。

　　找关系、送礼，从来都不是陌生词汇。这些弟弟也能想到。但钱从哪里来？

　　父亲已完全瘫痪在床，连出去借钱都不能了。

　　唯一能依靠的，是我们的舅舅。舅舅开始在县城里“活动关系”。

　　舅舅上过越南战场，从部队转业后，一直在县城的“邮电局”工作。上世纪90年代末，也就是弟弟待业那两年，“邮”和“电”分家，成为邮政局和电信局。舅舅留在了邮政局。邮政那个时候一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架势。我总觉得舅舅脸上也挂着落寞。

　　找“关系”，最终没成功。在一个县城，人际关系常常是和所在单位、职务挂钩。而且舅舅耿直，送礼求人的事其实也是勉力而为。

　　弟弟待业的过程中，他的同学走向不同的地方。“关系硬”的去了县里的单位，“不够硬”的去了汽车站做售票员。“没关系”的，到各地闯荡了。

　　一天，弟弟接到一个电话，是跑到广东的一个同学打来的。接完这个电话，他决定南下。

　　传销陷阱

　　成为“不法分子”

　　弟弟去广东，身上带了几千元，几个姐姐凑的。

　　之后，一段时间杳无音信。再之后偶尔打电话回来，也不说做什么工作。

　　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在一次跟弟弟通话之后，我意识到他在做什么了，坚决要他回家。

　　弟弟回来了。人很低沉，瘦了很多，头发也有些脱落。

　　母亲再三盘问，弟弟才开口，被同学骗了，骗到传销团伙。每天没有具体工作，就是集体听那些热血沸腾的讲座，一起喊口号。

　　2001年前后，传销正流行，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传销的东西千奇百怪，有的直接就传销钱，以金字塔式层层递进拿“提成”。团伙里的人热情洋溢地给同学、朋友乃至亲戚打电话，说过来吧，这里有赚大钱的机会。

　　弟弟打不了这样的电话，他清楚是怎么回事。但也不想回家，他说，几个姐姐的血汗钱被他丢了，怎么好意思回家。

　　挣不到钱，吃饭成为难题，一天扒两顿白米饭，没有菜和肉，头发开始脱落。

　　他跟着“同伙”辗转各地，作为被警察打击的“不法分子”，要东躲西藏。“有时候走在街上，看到宣传单说打击传销，心里的感觉很怪。”

　　传销事件对弟弟影响有多大，我们一直没有交谈过。谁都不愿提起这段经历。

　　不过，那次回来之后，有些东西在他心里彻底放下了。

　　他再不提托关系进县单位的事，也不想着“赚大钱”了。

　　弟弟去了市里打工。

　　开店创业

　　“总是希望更好”

　　刚开始，弟弟在市里帮亲戚打理店铺。空闲的时候，他也到北京学习，参观展览，尤其是建材方面的。

　　后来，他便自己开了家门店，算是开始学做生意。一个人干，印彩页广告，发传单，递名片，接了活儿就上门去做。第一年，不亏不赚。

　　慢慢地生意多了，再后来忙不过来，开始雇人帮工，成了一名“小老板”。

　　这几年，县政府在搞旧城改造，不断有新房建成和入住，弟弟的生意也跟着有了起色。

　　年前的这几天，弟弟也谈到他的忧虑。物价不断上涨，材料费涨，而竞争激烈又不可能提高价格。“今年一些同行的店铺持平或亏损了，我还算好的，赚一点”。

　　他的另一个担心是，旧城改造完成之后，市场可能会萎缩。“店还是要开下去，但是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我也得看看其他新行业。”

　　我问他，现在的日子是你想要的吗？他说，日子肯定是比以前好了，不过人总是有欲望的，“总是希望更好，希望越来越好吧”。

　　本报记者 宋喜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