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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青海省西宁市
乡言:现在已经没人觉得在“北上广”闯荡是件多了不起的事,班里一大半同学都回来了。 ——高中同学王琳
“你何时回来?我们合伙开家咖啡店”,高中同学聚会上,好友王琳拉着我说。
她是月薪2000元出头的小学老师,聚会时开来了新买的标致车,花费源自和家人所共同经营药店的收益。
“现在已经没人觉得在‘北上广’闯荡是件多了不起的事,班里一大半同学都回来了”,王琳指向班长王鹏,“连他都辞去北京的工作,考了西宁市公务员。”
王鹏正与张越抢着付账,“我知道你们酒吧最近生意好,可我们桌游店的营业额不比你们差”,他挡开张越的手,最终买了单。
一年前,王鹏与另两名高中同学合伙开起西宁最大的桌游店,张越则入股了高中同学洁雅新开张的酒吧。
但与王琳一样,经商并不是他们唯一的职业。工作日的白天,他们是朝九晚五的政府公务员、省属投资公司的职员、银行的大堂经理、机场的地勤人员……
“你们一手捧着铁饭碗,一手搞着第三产业,日子倒也滋润”,有同学说。
“更多的是无奈”,王鹏接过话题,“谁不曾立志在‘北上广’创一番事业,但各种压力和不适应让我们逃回来,回来却发现,西宁已是高物价低工资,生活难题更多。”
“或者重闯‘北上广’,或者留下来想方设法让生活变得美好”,王鹏说,这是返乡年轻人必须要做的选择,权衡再三,留乡创业看似更为容易。
逃离“北上广”回乡
“我喜欢北京,但只能把理想留在那里,理想没法让我买得起三四百万的房子”
付账没抢过王鹏,张越遂邀请大家去他的酒吧玩。
下午2点,张越的合伙人洁雅裹着棉被躺在酒吧的沙发上,我们进店,她睁开惺忪的睡眼,“不好意思,一直忙到天亮,聚会都没去成。”
从除夕夜开始,洁雅已4天没回过家,一直忙在店中。“这算好的,工作日的时候在店里忙到凌晨,清早还得按时去公司上班。”
“越来越没出息,读了十几年书,最后竟成了酒吧老板”,她自嘲道。
并非没在大都市闯荡一番。洁雅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但这又能证明什么?还不是逃了回来”。
如我这一代在西宁读书的孩子,绝大多数都受过家长及老师这样的教育:好好读书,考出青海,留在大都市。原因无外乎青海的偏远落后,和较为恶劣的高原环境。
2005年高考,我所在的班级曾是母校甚至整个西宁的骄傲:全班70余人无一落榜,40%的同学考入国家211重点院校,成绩最好的女生拿了全省文科第二名。
2009年春节,完成大学学业的我们再次相聚。谈论最多的话题,是××留在北京,进入了全球500强的外企;××正计划出国;××考上全国排名前十大学的研究生……
一名留在西宁工作的同学喝红了脸,拍着桌子嚷嚷,让留在北京的好哥们等他两年,“我留下是为了积攒经验和资历,攒够了立即远走高飞。”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王鹏哼起齐秦的歌。两年前,依父母所愿考入北京一知名大学,毕业后被一家银行以优厚待遇录用的他,突然辞职,回乡备考公务员。
“我喜欢北京,但只能把理想留在那里,理想没法让我买得起三四百万的房子”,王鹏说,因为压力太大,他曾大把大把地脱发。
2010年起,逃离“北上广”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提及,“大多数同学在这期间回到西宁”,他说。
王鹏成功考上公务员,任职于西宁一区级政府部门。“逃”回家乡,起初也忐忑不安,但他渐渐发现,极少有人再会跟他提及“走出青海,落户繁华都市”的论调。
“80后”的经商潮
“经营所得只为能早点买房娶妻。虽然不符规定,但也是无奈之举”
“你是公务员,又入股经商,不怕出问题?”我问王鹏。
“我投资开店的地点,并不在我所工作的城区,和我的工作也没有利益牵扯,经营所得只为能早点买房娶妻。虽然不符规定,但也是无奈之举。”王鹏说。
“还是买不起房”,他说,近几年,西宁的物价上涨速度位于全国前茅。青海人最常吃的烤羊肉,上大学前每斤价格30元左右,现在涨到了60元。“西宁条件较好小区的房价,已突破五六千元一平方米,并在快速上涨。”而他的月薪只有2000多元。
“穷则思变”,王鹏半开玩笑说,“西宁物价虽高,但受生活习俗影响,市民的消费水平,特别是在餐饮、娱乐方面的消费能力仍非常高”,他与两名同样从外地回西宁的同学一拍即合,从父母处借来资金,开起桌游店。
近两年,西宁的娱乐休闲业发展迅速,王鹏桌游店所在的街道开起十多家咖啡店、酒吧;张越酒吧所处的饮马街,已成为酒吧一条街;而盐湖巷周边的茶楼从两家迅速增长为近20家。
张越说,这些酒吧、咖啡店以及一些时尚服装店的经营管理者以80后年轻人居多,头脑灵活,思维开放,引领着西宁人的消费导向。
“酒吧街”、“咖啡街”、“茶楼街”等以街道为行业聚集区,附带周边形成整个产业链的经营方式,如“蝴蝶效应”般冲击着西宁旧有的经营方式。
曾遍布西宁大街小巷,以家庭经营为主的烤肉店(摊)、拉面店、酿皮店数量急剧减少,或是改换门庭,或是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被兼并。
对未来重新规划
“不想让环境改变自己,就努力去改变环境”
新的商机不断涌现,只要选择正确,辛苦就不会白费。张越和洁雅投资酒吧的30多万元,一年时间已全部收回。现在,他们打算将这家200多平方米的小酒吧转让,开家规模更大的。
春节期间,王鹏的桌游店不断刷新着单日最高营业额。他没有扩大经营的想法,反而将投资股份让给另一名同学几个百分点,从“大股东”变为“二股东”。“这样就把桌游店的管理全部委托,不用天天把我拴在店里,累得半死”,他解释说。
开店一年,接待、卫生、采购需要王鹏每日亲力亲为,单位里的工作更不敢疏忽懈怠,“每天都有乱七八糟的难题等待解决。”
“但在西宁做生意影响最大的,是服务人员数量奇缺,素质也太差”,王鹏说,如今西宁多数酒吧、饭店、茶楼等店门上,招聘启事长期高挂,对应聘者均是来者不拒。
数月前的一个晚上,王鹏桌游店中的服务员走光。无奈之下,他凌晨1点跑到张越酒吧中求助,希望能暂时租借几名服务员应急。但去后发现,那里同样人手紧缺。
因为多次对待顾客态度恶劣,王鹏将店中一名服务员开除,但女孩被开除时却毫无悔意:“从你店中走出去300米,我就能找到下一份工作。”
“经商所改变的,大多是我自己的生活,但经济发展中的畸形不矫,积垢不除,我们的生活仍会问题重重”,他有所领悟,开始重新规划未来,对所负责的政府部门相关工作燃起热情。
“不想让环境改变自己,就努力去改变环境”,他对此有信心,因为“班里一大半的同学都回来了。”
毕业于各大高校,曾在“北上广”等大都市生活数年,对各类先进理念耳濡目染,这类优秀人才的大量回流,会为西宁发展带来动力与变革。
他说,“这不需要太久,我们正在迅速成长,西宁的未来是我们的。”
(文中部分人物使用化名)
本报记者 石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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