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7:聚焦证券市场改革 之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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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发审制度能否放弃?

“放弃新股发行审批制”呼声频现,有市场人士称大变革时机已到

2012年02月06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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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图/CFP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图/CFP

  从去年年底开始,证券市场改革接连发力,而对于证券市场改革尤其是新股发行改革的各方声音也随之“此起彼伏”;与此同时,中国证监会近期也推出了IPO提前预披露、公开发审环节等诸多举措。

  新股发行改革的方向在哪里,证券市场改革应向何处去?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和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

  对于当下是否是改革的契机,资深市场人士简直在其文章中有鲜明的观点,那就是取消发行审批制的黄金窗口期已到。

  他认为,近年来,在998点、1664点、还有前不久的2166点,市场的估值水平都到了“与国际接轨”的准正常状态。这种时点,表面上看,谁都不能给市场再泼冷水,但偏偏这时候就是取消发行审批制的黄金窗口时点。让市场正常化,从长远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

  此外,早在2010年,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最根本的是取消审批制。

  对于“废除”发行审批制度的建议,华生认为这是一个“太简单”的做法;而刘胜军认为,放弃这一制度,还需要完备的法律机制。

  华生:市场改革勿用“休克疗法”

  发审过程应该“全封闭”

  新京报:去年以来,证监会在分红、新股发行等方面做出了很多改进,上周又调整了新股预披露时间、公开了发审流程,你对此怎么看?

  华生:这都是很积极的措施,应该受到大家的欢迎,应该说方向都是积极的,但我看作用都还比较有限。比如发审环节的核心问题不是形式上的公开,而是一方面发审委是不是足够大,另一方面是接受了企业申请之后是不是就全封闭了。

  全封闭就如同高考一样,交完了答卷才能出去。如果发审委接了企业申请之后,委员们仍可以各自回家,这中间就难以确保不受到影响,若是全封闭会则会得到改善,但此前的发审过程都不是封闭的;此外,发审委的委员数量是不是足够多,如果太少,也难以保证发审结果不受相关方面的影响。

  放弃审批制做法太简单

  新京报:部分市场人士认为现在是放弃审批制的好时机,就此你怎么看?

  华生:这是一个太简单的做法。中国符合上市标准的企业太多,能上市的估计有一万家,要是宽进严打也不能解决问题,最后受到损害的还是投资者。我认为有一个大的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然后逐步推进,不折腾出跟国际不一致的方法就行。一步到位的方法是不行的,中国的改革从来没有用过休克疗法。

  现在二级市场的投资者觉得受到了损害,才热烈的推崇新股改革的措施,这是一个关键的影响。现在讨论的这些问题都是枝节问题,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思路。

  比如询价机制,询价上当然可以做文章,但不是关键。新股的“三高”问题,反映的是整个证券市场的价格结构,最开始创业板发行市盈率畸高的时候,二级市场也有一百多倍市盈率;现在二级市场下来了,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发行市盈率也随之降低了。

  分红的问题也是一个枝节问题。中国证券市场在结构上是中小企业分红量少,或者没有分红,而大型国企、银行是主要的分红来源。

  现在这些思路都是不行的,证券市场应该有大变革,有大思路。

  新京报: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多次谈到国内中介机构和国外同行相比,在业务水平等方面还有待提高。例如在券商配售权的问题上,很多买方就对券商不太信任。你怎么看?

  华生:中介机构的水平多少会有影响改革,但这不是太大的因素。比如配售权的问题,当初在新股改革研讨时我也是反对给券商配售权的。中介机构的水平是一方面,主要还是中国的新股从根本上讲是供不应求的,而国外市场采取配售权是期望券商能尽量多卖出股票,因为很多都是卖不出去,中国市场目前还不存在这个问题。

  从同样的角度来说,像给予机构更多的网下配售份额这样的建议也有些“文不对题”。

  刘胜军:取消审批制需配套条件

  市场改革未触及核心

  新京报:你怎么看近期证监会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比如发审环节的透明度提高。

  刘胜军:郭树清上任证监会主席之后,的确给市场带来了新变化,比如打击违法违规力度加强,比如发行审核透明度提高等等,这些都值得赞扬。

  但是,这些都没有触及到最核心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审批制的问题。这不是他一个人能解决的,但作为证监会主席,可以去推动。

  新京报:但长期以来,向注册制的过渡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你怎么看这种情况?

  刘胜军:中国证券市场的改革挑战非常大,中国证券市场不是一个有效市场。获利的一方是IPO链条上的利益相关者,比如发行人、中介机构、PE(私募股权基金),甚至还可能包括监管层人员,但整个上市公司创造价值的能力非常低下。

  证券市场好不好不是看有没有内幕交易,而是看“三公”(公开、公正、公平)。以前吴敬琏说证券市场是赌场,因为有庄家存在,可以随意看别人的底牌;现在,创业板出来之后是强盗贵族时代,PE腐败在法律上是很难找到毛病的,是权力套现财富的理想场所,而随着权力介入越来越深,改革也越来越难。

  现在创业板募集了很多钱,这些钱又不能随便用,一方面这使得创业板公司的成长性受阻,另一方面也破坏了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此外,中小投资人看问题不够深入,证监会在帮投资者选美,但实际上证监会没有这个能力,谁掏钱谁才能评价。很多网络股不能上市,很多公司上市了业绩很差,这说明什么公司能上市不是发审委委员投票能选出来的。

  当下我国证券市场对造假的惩罚力度不够,比如绿大地的案子,判下来居然没有一个人坐牢,对于这样的证券犯罪而言,没有刑事追责就不能叫惩罚。

  另外,证监会还要面对市场的压力,比如创业板,一方面是业绩泡沫,一方面是造假,未来会有一个积重难返的结果,市场信心崩溃,这都需要证监会直接面对。

  就证券发行改革而言,取消审批制还需要配套条件,取消实质性审批,符合防止造假,这需要有实质性的惩罚,还需要完备的法律机制。

  放弃审批制的另一大转变是,证券市场会出现大扩容,这会带来市盈率的回归,市场就没有暴利的机会了,寻租和造假的动力自然会减少,将上市从特权还原成企业的一般权利,这是一个回归正常的过程。

  应将重点放到“事后惩罚”

  新京报:你认为证监会自身改革的趋势是什么?

  刘胜军:我认为美国证监会给中国证监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借鉴。证监会只做程序性的审核,不做审批,对于企业上市没有发现程序不合规或者造假就不能否定,让市场来决定。

  姚记扑克能不能上市,桑乐金能不能上市?都可以,但投资者会給它们正常的估值水平。一个公司上市应该是一般权利,像Facebook这样的公司上市可能会带来轰动效应,但对于一般公司来说应该变成一个正常事件,中国证券市场也应该过渡到这种状态。

  另一个借鉴是证监会应将注意力集中到事后惩罚上来。美国也有造假,比如安然事件,但发现之后的惩罚是“排山倒海”的:安然倒闭了,安达信也倒闭了。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吴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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