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

　　2012年1月底，法学家张千帆以“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价值与尊严”为由，写了一篇名为“废除死刑从经济犯开始”的时评，引来一片争议，其中不乏非理性的攻击。这让张千帆很意外。他选择接战，写下《死刑不足以震慑贪官》一文，将问题引向贪官产生的制度原因上。在具体的制度层面，解释社会矛盾的形成，以及可能的解决之道，把问题导向对制度的反思，而非纠缠于人性之恶，正是他作为一位宪法学家的分析模式。

　　刚刚过去的2011年，也是张千帆论著的丰收之年，他出版了近十种学术著作。其中一本随笔时评集名为《宪在：生活中的宪法踪迹》，蕴意宪法就在生活中，而非可望而不可即的抽象理念。他自己则在2011年走出书斋，亲自调查一起上访案件。

　　张千帆的2011年年度总结，题目为“让参与成为每个人的习惯”，倡导用良知与勇气，承担责任捍卫权利，方可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

　　“无论是作为官员、作为学者还是作为普通公民，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真实的自我问一句：我能做什么？我选择什么样的人生？我们在一起可以过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生活？”——张千帆

　　最深谙物理学的法学家

　　张千帆生于1964年，1980年，16岁的他高分考入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后，通过“卡斯比”考试，留美攻读生物物理，1989年获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80年代中后期，国内改革正热潮涌动，他自觉理科不能直接发挥济世之用，便从零开始转入文科的学习。

　　因经济条件受限，他一度以旁听的方式学习法学，自谓落魄而充实。1995年，他获得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院的奖学金，1999年拿到博士学位后，结束16年的美国留学生活，回国任教法学。故而有人笑称张千帆为国内最深谙物理学的法学家。

　　在美留学期间，张千帆读了大量法学、政治学、哲学等领域的著作，并做了细致的笔记。回国后，海运了36个书箱子，他父亲看着他一箱箱往楼上搬书，感慨说有点悲壮，而他自己则为其中有大量自己的笔记本而欣然，谓其为留学美国的遗产。

　　张千帆于2000年出版的《西方宪政体系》，是国内第一本系统完整介绍西方宪法、宪政体系的拓荒作品。那一年，也正是中国当代宪法学转型的重要年份，之前学者多用功于论证当前宪法之优，为其唱赞歌多于责谬纠偏。而之后，随着国外相关作品的引入以及国内学界对权利讨论的深入，开始自成体系，政治教育的色彩渐褪。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

　　2001年，中国出现了第一例将《宪法》引入司法审判的尝试，让宪法学界为之激动，期待《宪法》保障的权利，能在制度层面落实。然而之后《宪法》还是没有进入经验层面，仅仅停留于文本之法。

　　2007年，重庆最牛钉子户手持《宪法》抗议拆迁，张千帆为之一振。中国宪政之初，往往是知识精英怀着极大热情引入西方宪政制度，而超前于民众的宪政意识。时至今日，制度与民众的意识，孰前孰后，则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开始写时评，用言论介入现实，以期引发更多宪政思考。

　　作为宪法学者，张千帆在国内遇到的最大挑战，即是中国没有宪法案例可研究。正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张千帆在持续介绍国外的宪法与宪政现状之外，他能做的就是关注、评论国内重大社会事件，那些推动制度改革的社会事件，让他对民间的宪政精神充满乐观期待。

　　近年来，公共空间里对社会批评的力度，对制度的反思，日益深入。但张千帆发现，人们的习惯思维还是批评政府的功能失灵或不作为，而不是告诉它应该做什么。在一个制度与道德不能互济的社会，争取受到作为人的礼遇，避免可能存在的非人性伤害，需要靠个体的积极争取，而不是消极等待。

　　张千帆曾拟马丁·路德金的名篇，作《我有一个梦——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呼吁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要忘记做人的尊严，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还是普通民众，“我欲仁，斯仁至矣”。

　　告别臣民的尝试

　　宪政的理想模式，简单而言就是，独立理性的人们，通过契约的形式，各自让渡自己的权利与自由，组建一个依法治理的社会，由宪法来保障人的权利并制约政府的权力。其本质是一种持续的制度设计的理性对话。然而中国百年宪政历程，民众旁观多于主动参与，时有繁花满枝转眼即空的悲剧。

　　2009年，张千帆参加由蔡定剑先生主持的宪政讲堂（中国政法大学），作了名为“为什么五四运动没有产生中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当时与他一起做讲座的一位教师直言不讳，批评他是站在一个“西洋的观审立场来观审中国的问题”。

　　失望之余，他以冷幽默的方式回应：“我在美国穿着从中国带过去的布鞋，我在国内这件洋西装很少穿，保证比你穿得少。”

　　那一次演讲，张千帆讨论的是，美国的政治斗争可以产生制度的改革，而中国自古多政治斗争，却沦在一乱一治专制循环中，缺乏利益妥协与权力制衡，而久居传统社会，人们对制度也无改造的热情，只是对利益与权力充满热望。

　　告别臣民，成为积极的公民，是最近几年张千帆呼吁最多的理念。有怎样的人，就有怎样的制度与社会。若每一个人都有明确权利意识，有独立思考的自觉，追寻事实与真相的热情，关心公共生活，关于人性与尊严，就不是梦想。

　　从传统文化中追寻复兴

　　2011年的小悦悦事件，刺痛了张千帆。事件发生时，他正在加拿大执教，国人的冷漠不作为，让他情难以堪。逢辛亥百年，公民参与已是公共讨论的焦点议题，但参与却不能轻易实践于生活，现实与理念的反差，令人困顿。

　　一如以前的分析逻辑，张千帆没有从道德层面加以谴责，人格的塑成，有个人因素，亦有文化与制度之因，他把后者的关系疏离出来，讨论宪政转型与人格再造的中国使命。认为中国不知不觉间染有一种悲剧人格，畏于权势，于懦弱中追捧激进，于盲从中轻狂，深感渺小故无作为并将社会希望寄予个人之外。

　　健全的社会，由健全的个人组成。中国式悲剧人格，若不改变，难任良性的社会制度设计参与。而改变，即是从人自己开始。这似乎又绕回鲁迅之改造国民性的命题。

　　所不同的是，张千帆并不将其看做难除的痼疾，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儒家、道家、法家，都是有健全人格的想象的，国人要做的是追寻复兴而非全面改造。这些内容，是他即将出版的《为了人的尊严》一书的主要内容。

　　年未过半百的张千帆，已是满头白发，他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盏灯，都希望过有意义有尊严的生活。而这正是社会希望的所在。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