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盼故乡向高处跋涉

　　春节前后，新京报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陆续推出了“记者还乡”36期共40篇报道。报道地域涉及大江南北，内容包含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30多位记者带着“发现”的眼睛，深入社会生活的最基层，去倾听和反映社会的真实状态和诉求。

　　“记者还乡”系列报道，选取典型的人物、故事和场景细节，以文字描摹和镜头记录相结合的方式，从各个小切面呈现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变化。

　　建设好农村可缓解城市问题

　　新京报：“记者还乡”系列报道，有相当的笔墨关注了乡村的命运，里面有乡村的转型，有乡村的落寞，也有乡村的成长，是否可以说乡村正走在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

　　熊培云（著名学者，南开大学副教授，著有《重新发现社会》《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等，对中国社会有深入观察）：每天都会有村庄在消失，应该说，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状态。如果是通过自然演进的，无可厚非。如果是在城镇化或现代化过程中，掺杂着过多的暴力、强制因素，是我们要警惕和反对的。

　　新京报：海子说，“有些你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你在家乡完全成了个陌生人”。从记者还乡的一些报道来看，这种熟悉的陌生感很强烈。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反差？

　　熊培云：回到故乡，当你发现过去宽阔的河流荒芜了，清新的空气没有了，走过的道路废弃了，当然会产生强烈的陌生感。不过，以我的观察，今天的这种陌生感并非只与萧条、破败有关。一方面是乡村在凋敝，另一方面乡村也在生长。

　　比如哪个农民新盖了房子，附近新修了一条路或新建了一所小学等等。由于你没有亲身参与其中，突然看到这种变化，难免有种局外人的感觉。这种陌生，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

　　当我们面对某种陌生感时，所能期盼的是变化中的故乡是向着高处跋涉，而不是向着低处沉沦。

　　新京报：乡村的建设，目前更多还是由地方政府力量主导，民间力量相对薄弱。那么，在城镇化加剧的背景下，乡村的未来走向在哪里，必须被城镇“包围”吗？

　　熊培云：我个人觉得还是就地城镇化好一些，这种城镇化，前提是尊重当地农民的意愿，让他们自我选择，不是通过强力来推进。

　　具体到国家政策上，不能像过去一样忽略农村，将人力、物力与财力倾倒在大城市。过去中国的农村问题在城市，因为城市紧闭大门，城乡二元分治；现在的城市问题在乡村，大城市发展已经饱和，现在应该切实将农村建设好，城市的很多问题也可以得到缓解甚至解决。

　　基层呼唤“乡镇精神”

　　新京报：不少记者回到老家县城，发现县城变化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千城一面、自身特色淡化。你怎么看？

　　熊培云：我曾到过一个国家，叫圣马力诺，整个国家只有3万人。这些年，我到过不少县，发现县里有不少能人，很有想法，聪明才智不亚于一些专家学者。我就在思考，为什么圣马力诺可以成为一个国家，而我们的一个县的自治都很难实现呢？

　　这涉及制度设计的问题。如何激发县级活力，路径之一就是实现地方自治。回想广东的乌坎村出现的事情，让很多知识分子与政府官员都感到惊讶，原因就是我们的社会低估了基层自治的热情和才识。

　　新京报：你曾说，中国2000多个县，如果你改变一个县，就是两千分之一的改变，但现在这种来自民间的力量似乎尚显薄弱？

　　熊培云：其实我真正想表达的是基于乡村自治的“乡镇精神”。托克维尔在论及美国的民主时，曾经谈到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乡镇精神，一个是民情的培育。二者相辅相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是目前我很担忧的，有利于乡镇自治和乡镇自由的想法，可能抵不过来自上级的一个红头文件。

　　新京报：对于基层社会发展，你一贯抱以乐观态度？

　　熊培云：我提倡做加法，比过去做得多、做得好就行了。

　　比如，新京报今年参加“记者还乡”的记者比去年增加一倍，这就是进步，从一个媒体到多家媒体同时进行，这就是进步。

　　最大的变化，还是观念的变化，只有多落地，多“接地气”，大家对民主、对自由等价值观的理解自然会加深。

　　城市最大价值是“合作”

　　新京报：从“记者还乡”的系列报道看，城市发展了，但“城市病”也在蔓延。比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问题等。你怎么看？

　　熊培云：我经常鼓励大家回到故乡，但是我从来不反对城市。因为农村缺乏好的合作条件，而城市和互联网一样，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合作。

　　问题是现在城市的“合作”价值没有充分得到体现，造成城市的农村化，比如公共交通不够发达，私家车拥有数量暴增，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问题。一个城市，如果每家都去买私家车，这城市离解体已经不远了。逃离城市的前奏就是城市合作精神的崩溃。

　　不久前，我曾到日本去访问，我发现东京的公共交通非常好，街道汽车很少。而且东京也没有因为城市化而抛弃乡村元素，树木很多，空气非常好。也就是说，东京既发扬城市的合作精神，也保留着农村的自然面貌。最近我听说北京有些小区，为了增加几个停车位而把一些树给砍了。这个例子本身就是一个现实感很强的隐喻。

　　新京报：“城市病”泛滥的深层次问题在哪，怎么解决？

　　熊培云：我认为城市不能把自己的“合作精神”弄丢了，如果丢掉了，一方面固然有个人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政府的失职，应该提供的公共品不够到位。我经常说，我们要为自由而尽责，为自由而合作。心灵自由层面，每个人都要孤军奋战，但在美好生活层面，谁也少不了合作。

　　关注命运见证时代

　　新京报：有评论认为，“记者还乡”更多的是一种对这个时代的“把脉之旅”，你认为这个时代的脉搏是什么？

　　熊培云：这种所谓的“把脉之旅”，其实关注的不仅仅是这个时代，乃至上溯数十年。我个人认为，其价值在于探寻“故乡从哪里来，中国向何处去”。

　　从哪里来，是从过去到现在；向何处去，是从现在到未来。你知道无数个故乡，无数个小历史，这些小历史构成一个大历史，透过这些，我们了解和判断，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都需要什么？我们该怎么去努力？

　　历史像一条漫长的河流，它并非只有惊涛骇浪。如果我们的媒体只是一窝蜂地去关注那些大的突发性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媒体的失职。这种势利让媒体失去了部分见证历史、记录社会的功能。

　　新京报：记者要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并履行记录的责任？

　　熊培云：每个人都有机会打历史的草稿，新闻记者作为第一史官有必要为此多尽一份力。记者回到故乡，可以记录一个更真实的中国，客观上也会号召更多的人，去记录自己的故乡。

　　我曾说自己考上大学是“提着笔杆子进城”，而当我着手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也是因为我意识到必须“提着笔杆子返乡”。因为那里有我需要关注的命运，有我需要见证的时代。记者还乡之旅的价值,亦在于此。

　　□本报记者 高明勇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