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东欧文学图谱(2)

　　（上接C02版）

　　塞尔维亚 帕维奇与《马桥辞典》

　　1996年，较早把目光转向东欧文学的作家韩少功创作上先人一步，《马桥辞典》的出版刷新了写作范式，（2010年借此获得了第二届纽曼文学奖），还引发了一段公案。学者张颐武在其出版后不久，指责韩少功抄袭了当时尚未出版的一本译作，闹上公堂，最终韩少功胜诉。该译作就是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

　　帕维奇以奇书《哈扎尔辞典》开辞典式小说先河，1984年出版后获南斯拉夫最佳小说奖。这部包罗万象的小说糅合古今、幻想、梦境与实现，复活了中世纪消失于中欧大地的哈扎尔民族。

　　7世纪到10世纪，在黑海和里海间的游牧民族哈扎尔人，放弃了原始宗教信仰不久后突然消失，成为史上悬案。帕维奇以深厚人文功底的学者知识背景、雄奇的想象力和后现代主义创作精神，在集权和文化审查的高压下，反思并复活了这段历史，因其历史责任感、勇气和新颖手法，成为堪与博尔赫斯并称的文学大师。

　　2009年帕维奇逝世，十几年前的公案又被重提。译者之一戴骢表示，《哈扎尔辞典》出版前，只在《外国文艺》于1994年有选译。韩少功的《马桥辞典》除了形式上偶有相似外，内容完全不一样，加上一贯的创作思路深受昆德拉理念的影响，很难说是抄袭。而帕维奇与他的后现代主义却因此为中国读者熟知。

　　学者张颐武在悼念帕维奇的博文中有一段话，或可反映帕维奇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通过阅读这部书，我们了解的是一种文化的特殊命运。这种命运是帕维奇的想象，也解放了我们的想象，给读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也反思了‘语言’本身的限度和可能。”

　　波兰 政治延续与多元变化

　　上世纪60年代，留学生林洪亮离开波兰时，已感受到这片大地的文学新气象。1957年波兰政局解冻，古典主义和现代派的潮流同时在这里涌动。那时，带着一些宝贵的波兰当代文学资料，林洪亮返回祖国。经历了十年动乱，以社科院小语种翻译交流学者的身份重回波兰，时隔近20年，他看到了一个再次解冻的波兰文坛。

　　彼时，冷战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还在——1980年，流亡诗人米沃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波兰出版了获奖诗集《拆散的笔记簿》。由于米沃什1950年就离开祖国，作品被禁，林洪亮此前一直无缘看到他的作品。到了1989年，由诗人绿原首度将这本诗集翻译引进中国，收在漓江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集里。

　　出版人林贤治读到这本诗集之后深受震撼，尤其是流亡者米沃什严肃的命运反思，深刻的社会批判和自由意识，启发了他日后研究东欧地下文学的兴趣。其后，诗人北塔、西川和张曙光，陆续翻译了《米沃什词典》和《切·米沃什诗选》。其代表作《被禁锢的头脑》即将在今年3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审美接受方面，林洪亮更偏爱小米沃什12岁的波兰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她于199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人因对50年代波兰的政治宣传假话失望，后来的创作跳出了政治性视野，关心哲理、日常生活、人类命运和世界性话题。林洪亮精心收录了她85%的诗作，收在2000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呼唤雪人》集中。

　　林洪亮介绍，相比同时代的捷克作家以强烈政治色彩著称，波兰作家创作却更倾向多元。原因是70年代后团结工会出现，工人与知识分子联合。同时，宗教也起了作用。

　　米沃什在诗歌创作中有对斯大林时代的揭露，希姆博尔斯卡则升级到对越战的关心中去。林贤治则认为波兰民族在创作上有一致的延续性，他们的不屈抗争精神，不管在对政治体制的鞭策上，还是在对自由的追求上，都是世所罕见的。

　　同样是流亡者的贡布罗维奇则表现出先锋创作理念方面的才华，《费尔迪杜凯》于2003年由译林出版社引进中国。让作家余华爱不释手的布鲁诺·舒尔茨最早在1992年出现在第三期《外国文艺》上，这位在余华眼中可媲美卡夫卡的后现代小说大师，在2009年和2011年，《鳄鱼街》和《肉桂色铺子》分别由新星出版社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引入中国。林洪亮介绍，另一位著名的波兰科幻小说大师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目前还没有长篇作品翻译引进国内。

　　萨米亚特族 东欧文学内核

　　2010年，一本名为《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的出版物引发了学界关注。编译者景凯旋，筹划者是时任花城出版社编辑的林贤治。林贤治拿到中译本时62岁，但对于东欧知识分子地下写作的关注，已持续了二十多年。

　　萨米亚特（地下出版物）是前苏联、东欧特有的文化现象，针对书报检查制度而来。其中捷克的萨米亚特最发达。捷克作家们普遍内心经历过乌托邦的幻灭，转而遵循19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化传统：当社会遭受压迫时，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起社会良知的角色。

　　“不管地域国别，东欧的作家共同特点，是在前所未有的制度下，追问人的身份和归属感，包括文化和人性归属。”景凯旋说，地下写作虽然不能包括东欧文学的所有，但最体现东欧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

　　林贤治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更为关注流亡作家，如波兰的米沃什，匈牙利的凯尔泰斯，罗马尼亚的赫塔·米勒。“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政治，合法暴力，对于人性的扭曲和压抑，比一般的作家表现得更复杂微妙，惊心动魄。”在这几位诺奖获得者中，匈牙利的凯尔泰斯最为典型。有奥斯威辛情结的凯尔泰斯在德国坐过牢，2002年因作品《命运无常》获奖，作为一个内心流亡的知识分子，国人对苦难过去的无视更令他痛苦。凯尔泰斯的系列作品《英国旗》、《命运无常》、《惨败》等从2003年起，由作家出版社引进中国。

　　“这两年中国知识界开始关注东欧文学，是因为看到了社会和历史背景的相似性。”林贤治说，“凯尔泰斯觉得奥斯威辛是现在的，而不是过去的。赫塔·米勒这些作家看到的苦难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来说远远还没有过去。诺奖能关注他们，说明人类是有共同命运的。”

　　林贤治还表示，东欧文学虽然引起了关注，但在出版界仍被视为赔本买卖。很难拿下版权，消费主义盛行，无视深刻和苦难，导致轻松和消解的出版物占大多数。“价值多元往往成为一种逃避的借口，多元只有成为一种大的认识背景的时候，才是多元的。”他说，东欧知识分子的困境，也就是我们和全人类的困境。

　　C02-C03版采写/本报记者 刘雅婧

　　（本文根据受访者口述与提供的文字资料撰写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