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6:书评·社科
 
前一天  后一天

数字版首页 > 第C06:书评·社科
下一篇

漫长的“国家建设”

2012年02月11日 星期六 新京报
分享:
《旧邦新造:1911-1917》 作者:章永乐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定价:32.00元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南京宣誓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南京宣誓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2月,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接见各国代表(图)。四十余天,一场共和的实践,以失败告终。

  □书评人 范仄

  只要中国知识者和政治家尚未走出“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痛感,尚未树立起“开创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使命。“大变局”的意义将一直暧昧不明。

  1911-1976年被汪晖称为“漫长的革命”。革命的含义之一便是在破坏旧秩序中建设新秩序。“漫长的革命”意味着具有可持续性的新秩序迟迟不出;它不得不不断破坏、毁灭阻碍新秩序的诸种力量和规则。可持续的秩序,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宪政秩序。

  在中国古代,宪则,不只是规范包括帝王在内的一切人的行为,而且是规范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行为。此所谓“祖宗成法”不可变。规范一切人的行为,并不等于规范一切行为,或者说制约一切行为。“祖宗成法”原来对帝王约束的内容,现代人已经不看重,甚至也没打算去了解。现代人只关心自己所希望制约的东西,是否在古代帝王那里被制约。这便是古今宪政观念倒错的真正含义。

  辛亥革命,毋庸置疑是帝制转共和的直接标志性事件。这种标志性,因古今宪政观念倒错,而成为政治大变局的关键事件,甚至是真正的起点事件,即被看作是宪政的开端,尽管是一次失败的开端。

  不管如何,从宪政史或宪政观念角度重新理解和梳理辛亥革命,是辛亥百年的一个热点。中国知识界至少有两部相关著作,高全喜的《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和章永乐的《旧邦新造:1911-1917》值得关注。

  章永乐新著《旧邦新造》力图将国家建设与宪政建设作出关联又区分的分析。章永乐首先将对《清帝退位诏书》的分析重心放在保持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上。这是国家建设的首要前提,虽然只是基本要素意义上的条件,而关键是这些要素如何关联成一个现代国家。紧接着作者从国家建设的缺陷角度来分析和呈现1912-1914年中国政治精英在政体选择上难以弥合的冲突、1915-1917年两次帝制复辟不可避免的失败。无论正反双方,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失败。这是1911-1917年中国进程的要害。

  在作者看来,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各政治主体都试图推动国家建设。君宪派试图将君主的传统权威与议会政党政治结合起来;民初国会一度具有通过议会政党政治独掌政权的雄心,但在北洋集团的打击下,民初政治很快回到传统的军人-官僚政治;军人-官僚政治与议会政党政治都无法整合一个日趋碎片化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并最终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胜利者。

  该书力图分析1911-1917年间中国在军人-官僚政治与议会政党政治之间所作的摸索。可以这样说,作者是用“宪政建设”的成败来探索“国家建设”的道路。这不可避免地包含两个预设:宪政建设离不开相应的国家建设;国家建设必然指向相应的宪政建设。作者力图在“共和”并不能说“深入人心”的条件下,客观地探讨复辟的成败,暗示相应的国家建设的缺失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比如军队的掌控。对待复辟的客观分析,很有政治科学的意味。这就有可能充分地揭示国家建设与宪政建设的消极性关系。如果在写作中将这些消极性关系自觉地系统化,无疑是锦上添花。

  如果仿照汪晖的“漫长的革命”说法,这一过程也可以说是“漫长的国家建设”。遗憾的是,1911-1917年似乎没有任何政治主体成为胜利者,也因此对这段历史的分析就成为关于失败和失败者的历史学,也因此,国家建设与宪政建设的积极性关系,特别是那种具有历史累积意义的积极性关系,在这一段历史中似乎没有太多昭示,至少在目前的专著中很难见到。

  章永乐以分析古希腊罗马史书中的反事实叙事为论文主题,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所谓反事实叙事,是指史书中常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即假设某个事件没有发生,或者发生得不一样,历史因此可能会大不一样。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那些在人们看来对后来历史并没有发生作用的历史事件、历史文件,在某种意义上也类似于史书写作中的反事实叙事。不同的是,反事实叙事的意义,已经为运用反事实叙事的史书作者初步给定,而似乎并没有影响后来历史的历史事件或文件的意义,并没有谁来初步给定。这种史学方法是否可用于历史累积意义上积极性关系的分析,值得探索。

更多详细新闻请浏览新京报网 www.bjnew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