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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革命的张力与限界

2012年02月11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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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作者:黄道炫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1月版 定价:49.00元

  黄道炫 1966年生,江西赣州人。1986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198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系,同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民国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著有《蒋家王朝1·民国兴衰》等。

  去年年底,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出版,该书以翔实的史实、前沿的方法,重新梳理了1933—1934年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及其挫折,引起史学界较大的反响。

  从军事角度看失利

  新京报:你怎么会想到做苏区研究的,是因为老家是江西赣州吗?

  黄道炫:我研究苏维埃运动,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虽然我是江西赣州人,是在苏区的一个中心区成长。但是在此之前我对这个运动没有什么兴趣,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研究这样一个东西,我是学历史出身的,但是后来做的是蒋介石和民国史研究。

  2000年前后,我开始感受到了做民国史研究的一个局限,或者说瓶颈。在这个研究领域,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新的视野,如果我们不能够在民国史的框架里面再有一个突破,往前走的空间就很小很小了。恰恰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了中共的研究在逐渐逐渐地随着社会的进步,舆论空间放大,在逐渐逐渐地提供一些机会。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想去做中共的研究,但是经过一两年的摸索,找不到点。后来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一个学术资料的网站上,看到了当时的苏区报纸,还有一些原始资料里面看到了一些我原来不知道的东西,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因为我之前做民国史研究,我会注意到国民党的政策改变和它机会的获得,和它的资源的重新聚集,对第五次围剿的结果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个影响我们虽然有研究者提到,但是没有那么去把它给梳理出来。中共我谈了两点,第一点就是物质基础和人力基础,就是中央苏区的资源没有办法支持中共去打一场被迫的持久战;另外一个基点就是强调中共政治资源的失去。

  新京报:在苏维埃革命的迅猛发展,除了外部因素外,还有哪些决定性因素?

  黄道炫:苏维埃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武装革命,是武力去夺取天下,这就是毛泽东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可能我们以前会有其他一些解读,当我们去直面这句话本身含义的时候,我觉得是把中国革命的特质,中国革命一个最重要的源头,说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在考察中国革命的时候,你时时刻刻都不能离开武力,离开军事。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面,在社会力量很弱小的时候,当武力出现,其他的东西都是附庸。

  成功撤退的“奇迹”

  新京报:那么,你是怎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黄道炫:我想,所有政治运动的成败,尤其是军事运动的失败,实力是最关键的,这是一个衡量历史、衡量现实的基础。如果我们从实力来看,中共为什么会在它最左的时候,恰恰是发展最快?因为那一段时期国民党内部爆发了许许多多的冲突。从1925年到1930年,相继爆发了蒋冯战争、蒋桂战争,最后是中央大内战,国民党内部连续不断地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样的军事冲突给了中共以发展的机会,这个因素远远超出于其他因素之上。

  到了1930年,国民党内部开始平稳以后,后来又面临九一八。1933年,1934年,由于日本暂时达到了侵略和占取资源的目的,中国通过有限的抵抗,也使得日本知难而退。从1933年-1935年,日本对中国的压迫有一个缓和的过程。在这样的机会下,蒋介石获取了一个空间,可以调动中国他所能控制的力量,去做这么一件围剿中央苏区的事情。所以,他采取了稳步、缓慢的推进方式,封锁政策,碉堡政策,使得中共当年曾经比较得意的运动战很难有发挥的空间。

  当强者获得了一个机会可以置弱者于死地,我想弱者恐怕是很难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其实,中共能够在这样一场格斗中获得保存,最后8万多人战略转移,在我看来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新京报:怎么理解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策略上的一些摇摆?

  黄道炫: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在赣州这一块,中共往西走的方向有一个大的缺口,从吉安到赣州这一块200多公里的地方,基本上没有兵,这有地缘政治的因素。但是后来,广东告诉蒋介石你可以来,但是蒋介石依然没有派兵。

  我们很难说蒋介石一定是怎么想的。我们可以去推测,他是有意放一个缺口。蒋介石希望,最好能够消灭中共,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在广昌战役中看到了,消灭一个共产党,国民党就得死一个人,代价很大,伤亡惨重。

  当时,国内的形势比较复杂,蒋介石始终不是一个可以独立控制中国的人物,他始终得面对各种各样事件可能的挑战,他对一个力量的使用一定是有保留的,他一定会想到下面一个对手会是谁。所以,这样的保留,就使得他做很多事情必须留有余地,他不会做绝——这可能还是有他的政治判断,到9月份,他还在考虑,对共产党能不能招安。现在看来我们觉得很荒唐,因为绝对不可能。但是,蒋会有这种判断,这就和他的政治性格,政治理念,很多很复杂的东西有关。

  【本书精读】

  迈向胜利的大挫折

  1927年国共决裂,中国共产党白手起家,开始武装反抗,仅仅几年后就有了发展出几十万人的武装。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表现,让人感觉有无穷无尽的能量,让当年的对手也为之震惊。

  1933年秋国共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开始时,位于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正处于全盛时期。虽然在此之前长江流域与中央苏区可以形成犄角之势的几个大的苏区如鄂豫皖、湘鄂西已经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但当时仍然不会有太多人想到,一年之后的秋天,这一中共控制的最大的苏维埃区域就会在国民党军强大压力下,随着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而易手。

  失败的结局使中共不得不走上长途跋涉之路,寻找继续生存、发展的机会,突围中的艰难也导致了中共在夺取政权前最重要的一次领导层变换。

  同样让人很难预想到的是,经历了如此惨痛的挫折,在对手看起来已是奄奄一息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很快又能重新振作,在陕北站住脚跟;而且这次失败实际上就是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前最后的一次战略性失败,从此中共的革命夺取政权之路大有直济沧海之势。

  中国近代史所研究员黄道炫以十余年研究之力,推出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作者认为,苏维埃革命的张力,在1933-1934年的时候已经达到极限,面对蒋介石组织的第五次围剿,无论是人力还是物资资源,都不足以应对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本书材料丰富扎实,论理清晰,逻辑严密,对于中共在中央苏区的革命动员、土地革命、资源吸取等问题,均有翔实的史料耙疏。本书出版后,著名学者王奇生、雷颐、马勇等都给予了好评。

  本报记者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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