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生产性保护难题：弟子难招

　　■ 关注焦点

　　昨天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开幕第8天。

　　这次从全国共选取180多个项目参展，它们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类项目。活动邀请160余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

　　这次展览显示出非遗生产性保护的作用和成果，也为今后非遗的保护提供借鉴。但据一些传承人表示，生产性保护也面临着一些困境。

　　■ 名词解释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生产性保护的概念最早提出始于2006年。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当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提出生产性保护的理念。

　　2008年，在一次青海举办的唐卡国际论坛上，首次把生产性保护作为论坛的一个议题，此后生产性保护的概念逐渐被提升出来，关注度越来越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目的，就是通过国家的政策、资金、人力的支持，让某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类重现完整的生产过程，在过程中，让相关的技艺以及知识体系得到传承。

　　对于荣宝斋木版水印非遗传承人高文英而言，2008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间。

　　奥运会召开，给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前所未有的宣传契机，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荣宝斋木版水印，也是受益者之一。

　　就在这一年，由于学习京剧的缘故，高文英认识她现在的徒弟张兢，这个出生在1986年的孩子，后来成为高文英正式收下学习荣宝斋木版水印的爱徒之一。

　　4年来，高文英和张兢亲身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利用生产，高文英对徒弟言传身教，“这比照本宣科来的快得多。”

　　生产中传承非遗

　　如今，高文英一共正式收了四个徒弟，张兢是其中之一。

　　张兢原来专业是园林设计，而要掌握荣宝斋木版水印的技艺，接触最多的还是国画，她必须从头学起。

　　高文英说，她并不过分看重徒弟专业对口，事实上她自己当初也不是国画专业。当年走进荣宝斋的时候，高文英甚至连美术基础也没有，几十年坚持下来，高文英成为木版水印高级技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张兢成为高文英的徒弟，也是在荣宝斋工作3年以后。如今，已经正式拜师一年多的张兢，每天日常工作就是木版水印的印制，印画，印制不同画家的画，掌握不同的技法。

　　“手工技艺的掌握，有时就是一层窗户纸。”在印制过程中，高文英会对徒弟遭遇的技术难题一一点拨，直到徒弟印出让她满意的作品为止。

　　如今，张兢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印制汪慎生《荷花小鸟》作品时的情景。那是她第一次印制有色彩的画作，就给她一个下马威。

　　这幅画的中间有一片巨大的荷叶，荷叶要有三种颜色变化。张兢反复多次，却越印越失败。

　　高文英发现，这是由于颜色当中“胶”的含量过大。经她指点后，张兢再次印制，画的颜色就清晰多了。

　　高文英说，自己之所以能处理一些难题，还是源于多年从事木版水印印制的积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就是让自己的徒弟能在不断的生产当中，像自己一样，广泛地见识各种难题，不断积累印制的经验。

　　而这种经验不依靠生产者本人的亲身体验，如果只是通过书本，很难获取。

　　回报有限 徒弟难招

　　非遗传承人如今最挠头的事情就是选徒弟。

　　“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是非遗法规定的传承人的首要义务。

　　传承技艺也是文化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硬性要求之一。去年，这一硬性要求伴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再次得到加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规定义务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作为首批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内联升，选择徒弟也很艰难。

　　2009年9月，“内联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四代传承人何凯英正式收下三位“开山门徒”。拜师仪式上，何凯英宣读已传承156年的“师训”后，依次接过任晨阳、刘伟、蔡文科这三位男徒弟双手敬上的拜师茶，随后向三位徒弟赠送鸭嘴钳等４样一套的手工制鞋工具。

　　三位徒弟全是“80后”小伙儿。

　　如今，已经学艺2年多的任晨阳，已经专门担任起内联升“高端定制鞋”的工作，从量脚画样、配底、上鞋等内联升制鞋的全部流程，他本人要全程参与。

　　而对于内联升鞋厂的普通工人而言，一般只参与其中的某一个环节。“这是作为非遗传人正式徒弟与普通工人的最大区别之一。”

　　内联升总经理助理王强说，现在“80后”孩子眼界宽，选择多，真正愿意踏踏实实学门手艺的人并不多，况且现在这类传统手工艺的回报也有限，短期内并不能实现财富积累。

　　“过去是徒弟求师傅。”王强说，内联升的传统手工艺历史上一直是口传心授，被选为徒弟，对于以此谋生的制鞋者而言，是莫大的荣誉，“这至少意味着自己可以凭着一门手艺养家糊口。”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找到一个有心学习的徒弟不容易。

　　这样的困惑和担忧在高文英这里也同样存在。

　　1974年，不到20岁的高文英开始学习木版水印，当时同时与她一起学习的大约有20个人，如今仍在一线传承和从事这一技艺的只有她一人。

　　“这一行每天一坐就至少8个小时，尽量要少动，连喝水接电话最好都少来。没有兴趣，谁做得了这一行？”高文英说，受得了苦，不愿意走的孩子，她才能考虑是否收为徒弟。但是“这样的孩子，现在太少了。”

　　“关键不是获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这对大多人比较陌生。

　　“生产性保护”一出，就在社会上引发诸多争论。有人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就是让非遗产业化，逼着非遗挣钱。

　　“这实际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误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艺乙说。

　　文化部非遗司司长马文辉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核心，在于对传统技艺的传承和保护，生产性保护的底线是不能破坏传统核心的技艺，特别是要强调“留住手工”。

　　在此次文化部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基地评选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在生产中实现有效地传承，让传统的技艺、传统的知识体系和传统的文化得到有效传播和传承，最终使中国的文化得到繁荣。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核心。

　　非遗市场复苏？

　　作为首批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基地的北京的单位，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荣宝斋木版水印目前都正在经历着行业本身的复苏。

　　与八九十年代相比，当下人们对于自然的回归和个性的追求，为个性极强的手工艺技艺发展，创造了条件。

　　但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非遗技艺要去迎合当下人们的喜好才能实现传承呢？徐艺乙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不少传统手工技艺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市场的需求，而只是满足自己的需求。

　　类似母亲给女儿做的刺绣，当生产能力多了，才可能会考虑到市场交易，但交易并不是目的。手工技艺本身是通过手的创造来创造自己的生活，我们过去总是说，民间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丰富生活，美化生活，但事实上他更重要的是他在创造生活。

　　徐艺乙说，生产性保护与生产有着本质区别，生产性保护是具有生产性质的过程，但不是直接产生社会财富的过程，而生产要求对社会产生财富。出发点不同，结果自然不同。

　　为了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以传承为目标，文化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基地做出了严格要求。对怠于开展非遗保护传承或过度开发的企业和单位，将撤销基地标牌，并向社会公告。

　　徐艺乙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的财富不能用钱来测算和衡量，其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是值得后来者仰视的，而不是简单的让其适应当下的社会。

　　□本报记者 王佳琳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