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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古城墙,异地保存将阉割历史

2012年02月15日 星期三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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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关注】

  日前,长沙万达公馆施工现场发现120米宋代古城墙,被部分专家誉为堪比马王堆的重大发现,更引起网络上的热烈讨论:这样的文化遗迹,应该如何保存、保护,是就地建设博物馆,还是异地保存?在抵抗了千年时光侵蚀之后,古城墙是否还能继续诉说历史?

  价值

  中国城市史上史无前例

  针对这段长有120米(实际长度有200米左右,因为有一段在现在工地上的售楼处的下面)的古城墙,长沙考古专家和文物局局长都根据初步考古调查,认定为是从宋代到明代为止的城墙遗址。它的重要性在于,贯穿了多个朝代,等于是记载长沙古城历史的载体。它对研究城市发展的历史来说,是难得的实物教科书。

  古城墙对长沙来说,有着特别的价值。那么多朝代的中心城叠加在一起的都城,在中国城市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可想而知它在文物建筑上的重要性。

  其次,在城墙部分青砖上刻有“长沙”和“忠义军”等字样,以及从城墙的修补可以考证,当时长沙人和蒙古军奋战保城的惨烈的攻城战斗的历史记忆,所以它和中国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古城墙有着不同的记忆。第三点是这段城墙既有防卫又有防洪的功能,它的存在可以考证前千年前的湘江河道和长沙城的关系的变迁。

  正是由于以上三点,支撑着专家学者们反对异地保存的建议。无论是把这些城砖拆下来送到博物馆里展示,还是整体搬迁到异地保护起来,都是阉割了历史的愚昧做法。而从更为开阔的范围和角度来看,长沙古城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重要的链条。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最主要的特点是历史延续最长。现在出土的是宋元明三朝的城墙遗址,实际上长沙城之古老是从楚汉的中心城发展起来的,到了唐朝就扩大了四倍,明清又在唐的基础上扩大了两倍。这些计算都是根据现存的古地图和城墙遗址为依据的,城墙实际上是城市的边界。

  位于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考古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就是根据城墙的遗址来确定古城的范围和城市活动区的规模的。很难想像,在5000年前,在长江下游会有一座比后来的紫禁城的面积还要大四倍的城市。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城墙遗址对于城市生活和形态的研究是多么重要。

  应对

  尽快确立“不可移动文物”

  在进行大面积的施工中发现古代遗迹和文物的事情常有,特别是对那些文化层叠加在一起的地区。我们对文物和遗址的态度,大都根据《文物法》行事。比如,在长沙市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管理办法中就明文规定:“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参与保护不可移动文物,有举报和制止破坏或者损毁不可移动文物行为的义务。”并且对破坏或者损毁不可移动文物的行为,以及文物保护单位被擅自迁移、拆除和改变用途加以禁止和处罚。而不可移动文物是指已由各级政府登录的文物保护单位、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和已由文物行政部门登记但尚未公布的历史遗迹。

  那问题是,开发商已经在施工中不断发现有重要文物出土,早已引起文物部门的关注。而现在宋代城墙遗址的发现,毫无疑问是重大文物,这是不需要议论的事情。因此,根据文物部门的专家们的鉴定,应该尽快确定它为“不可移动文物”,这样才能为其保护措施提供法律依据。

  根据长沙媒体的报道,2月12日在长沙市举办的2011湖南考古与文物工程汇报会上,保护城墙遗址的问题已经达成共识,但分歧点是在原地保护还是异地保存上。湖南大学建筑学院的柳肃教授以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都表态要就地保护,看看媒体对一般市民的随机采访都是异口同声的赞同就地保护,这应该是文保的常识吧?我们没有必要用很大的嗓门为了一个常识而争论。如果让这么重要的文物为了房地产的开发而让路,是对历史的阉割。

  范例

  国外保护的经验移植

  本来对长沙这么重要的古城,特别是中心城的部位是文物埋藏区,国家应该对房地产和大型公建项目有所限制,因为它会破坏地下的考古生态。日本的镰仓是很多王朝的古都,所以政府对在该市大型土木有严格的限制,特别是禁止进行地下设施的建设。

  威尼斯每年轮流举办艺术和建筑的双年展,中国馆的位置是在处女花园,那是一个旧码头的遗址。展览需要用花园的草坪,主办方规定,在草坪上搭建不许向地下挖掘不能超过30公分,就是怕触及地下可能有的文物。而且在布展期间,文物专家每隔一小时来检查一次,可见人家对文物保护的重视程度。

  瑞士建筑师彼特·祖姆特设计的科伦巴艺术博物馆(Kolumba Museum)是世界建筑中古建筑保护、修复和重建的经典案例,这座博物馆就是直接在被炸毁的教堂原址上盖起来的新建筑。所有的残垣都被建筑师巧妙地组合和编织到新的混凝土建筑中去,而废墟被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成为展厅,这样的参观可以让观众穿越时空。

  这些保护的例子可不可以供建造万达公馆项目时参考呢?如何保护长沙古城墙,当地文保部门应有明确的态度,另一方面这也取决于万达的立场和态度,他们对文化怀有多大程度上的敬意,决定了未来和文物部门的合作方式,至于保存的技术,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方振宁(北京 建筑和艺术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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