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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沃什“诗的见证”

2012年02月18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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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沃什(1911-2004),波兰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有诗集《冰封的日子》、《拆散的笔记簿》、论著《被禁锢的头脑》等。
《诗的见证》 米沃什 著 黄灿然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

  □书评人 桑克

  壬辰新年,按照我私人读书的角度,我愿意将之命名为米沃什年。

  这个命名当然非常个人化。而个人化,往往被一些蓄意强调大义的人认为是没有历史性的表现。但是我非常迷恋这种个人化,而且你不能据此就批评我自恋。

  个人化是基于认识,自恋则是基于情感。它们分属不同领域,就如同米沃什在《诗的见证》中说明的,“普遍性的理念”可能存在着致命的问题。“那些坚持以原则之名屠杀柬埔寨人的年轻食人族,曾毕业于巴黎大学,他们只不过是试图实践他们学来的哲学理念。”

  那些看起来相当理想化的极端左派可能就属于这一类人。坊间分析也曾说过,德国产生纳粹的原因就在于德国人的理性太强了,而缺乏基本的怜悯。这种说法是否准确,我不清楚,不过其中的合理性是明显的。怜悯可能没有原则,而理性却容易造成鲜血淋漓的局面。现代的屠杀计划,大都是来自于精心谋划,而不是一时冲动。

  《诗的见证》这本书,是米沃什1981年到1982年担任哈佛大学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讲座教授的时候写的。《新标准》杂志说“米沃什这六个讲座的重量和意义怎样高估都不为过”。当然如此。所以在新年旅行中,我一直带着这本书,走到哪里看到哪里,大块的阅读时间基本是从候机厅和机舱的嘈杂之中挤出来的。

  黄灿然写的《译后记》值得思考。而且他有他的翻译习惯,他知道“东方基督教”和“东正教”的语言差异,一个是地理性的,一个是历史性的。只不过大多数人倾向于后者。

  马高明1986年曾经译过《诗的见证》的第一章“从我的欧洲开始”,他把“笛卡尔大街”译为“德斯卡茨大街”。这不是对错问题,只是选择与习惯。就如“维尔纽斯”与“维尔诺”其实指的都是同一座城市,但它并不妨碍米沃什,自在地坐在学者们之间讲述他对诗的认识——“不是因为我们见证诗歌,而是因为诗歌见证我们。”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见证诗歌》,与伟大的米沃什自然没有什么可比性,但是从某个角度似乎可以说明,“见证”早已成为当代的文学主题之一,它肯定会涉及历史辨析与社会改革等诸多问题。

  米沃什一方面是绝对的,一方面又是怀疑的,而后者赋予他更多的精确性。比如他会强调,“诗歌的见证要比新闻更可靠”。而布罗茨基在《奥登诗〈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析》中也说过类似的意思:“诗歌不是报导,它的消息应该具有永恒的意义。”他们这些话其实并非有意贬低新闻的价值,只不过是在显示彼此的差异而已。又比如米沃什还会表现自己的困惑与质询,甚至悲伤:“那位写了一卷卷公众看不懂、一卷卷无人阅读的小诗集的作者,是很难从这样一种信仰中获得什么安慰的。”

  米沃什的讲座具有诗人的特点,范围广阔,含金量高,所以我的笔记也就跟着丰富起来,这也就是说,他不断刺激着我的思考。每一个衍生的问题其实都可以继续思考,而不仅仅限定在他试图勾勒的问题核心。比如他强调密茨凯维奇的重要,就不限于波兰诗的范围。

  巧的是,在读《诗的见证》之前,我收到波兰密茨凯维奇学院寄赠的有声读物光盘,里面全是米沃什的作品。可以想象他们之间的联系,波兰人看得更透彻,我们不必深言。

  米沃什精辟的见解在书中更是随处可见,比如“二十世纪给了我们一件测试现实的最简单的试金石:肉体痛苦。”这是一句直指本性的话,我看了之后大吃一惊。

  《诗的见证》中文版的封面,使用的是比尔·伍德罗1995年的铜雕作品《聆听历史》,一颗头颅与一本书被绳子捆在一起,书贴在头颅左耳的位置。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用的也是这个雕塑,只不过拍摄角度比《诗的见证》封面更压抑一些。在封三,我看见“米沃什作品系列”之中赫然列着即将出版的《被禁锢的头脑》中文版的字样,心里又泛起一阵激动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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