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探索对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诠释(1)

　　秋风一直将自己定位为“独立学者”，既区别于现代学院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也区别于专业化的研究者。他通过大量的阅读及译介，完成了自己知识结构的构建，并以自己的兴趣为导向，调整学术方向。

　　从不断强调法治、有限政府、自治、自由市场等理念，到直言不讳表达他的儒家价值取向，并将儒家与现代政治理念相结合。秋风受关注，也受争议。

　　在我们的访谈中，秋风自己对此的回应是，“我没有发生多大的转变”，他认为，自己是通过重新解释传统，重新解释历史，来增强人们对现代社会生活的信心；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现代中国的转型。

　　与中国的文明保持连续性

　　新京报：最近，广州有学者撰文批评《立宪时刻》一书，认为作者高全喜先生有“以虚文为史实”之弊，文中也批评你是以偏概全地看取儒家文化，持类似批评观点的，还有袁伟时先生。

　　你曾仔细回应过袁伟时先生，但似乎并没有说服他，而且你们并没有处在同一个语境中谈论问题，前者以历史事实为基，而你是从社会秩序的建设出发，这种交流的困境，应该是你转向儒家思想的研究开始吧？

　　秋风：我写过一篇文章，《近二十年来中国自由主义之颓势》，其中就是把袁伟时先生归类到启蒙自由主义学者之中，他的启蒙，和五四时期胡适那批知识分子一样，是通过反思传统来启蒙的。我能理解他对我的批评，但无法接受他的批评，因为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

　　新京报：你对启蒙，持怎样的态度？

　　秋风：我基本就是反启蒙的。当然，我反的是法国式的启蒙概念，以及康德的启蒙概念。康德说我们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理智。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缺陷：他把一个好的生活，一个健全的秩序，完全寄希望于人的理智。

　　但实际上，一个好的生活和一个健全的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元素，其实应该是情感、信仰和利益。在德法的启蒙理念中，这三者都被排除在外，所以，这样的启蒙会教出疯子，教出理智上的狂人，不懂得合宜的情感，没有信仰，甚至拒绝诋毁宗教，也不懂得如何正确地理解自己的利益。这样的人未必能做一个好公民。

　　我说我反启蒙，在一定意义上是想发现另外的启蒙思想传统，比如苏格兰的道德哲学和启蒙传统，包括中国的启蒙传统。后者的启蒙传统见之于中国《周易》的蒙卦，我写了一篇文章对其予以阐明。其基本理念是这样的，第一，不要主动启蒙别人，而是等人来求启蒙；第二，不只是知识启蒙，对于普通民众，主要用法律来启蒙。第三，有人拒绝启蒙，也是无关紧要。大多数人即使处在一个比较愚昧的状态，社会仍然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秩序。对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启蒙策略。

　　新京报：近二十年来，你的思想变动很大，一路走过经济学、自由主义、哲学、法学、宪政学这些领域，而现在你最为人关注的就是你的儒家文化的研究。批评你的人，有这样的看法，认为你是以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框架去套儒家。

　　甚至有人将你与摩罗相比，视你们为近年来公共思想界发生明显转变的人物。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读者对你思想转变的疑惑与隔阂的？

　　秋风：因为一个人要改变他自己的想法，包括他变到你不喜欢的立场上，他一定有他自己内在的理由，其实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想法。既然你在主张自由、宽容，那就应该宽容人家。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不同的价值，知识分子也可以有不同的立场，为何一定要一致呢？

　　至于我自己，当然跟摩罗有很大不同：虽然他在往保守的方向走，但是他并没有回到儒家，他主要是捍卫现在的国家利益。而我完全不同，我的研究回归儒家，同时，思考的核心，还是自由、民主、法治这些东西。我谈儒家文化，就是觉得中国要建立有自由、有尊严的社会秩序，必须与中国的文明保持连续性。而儒家本身就有这样的东西，我只不过是要阐明它，用现代的语言来阐述。

　　中西圣贤，心同此理，人同此心

　　新京报：从一个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者，转到儒家的文化研究者，你改变的内在理路是什么？

　　秋风：我没有外界所说的巨变，其实是没有变化。中国的现代转型，是我一直以来关心的核心问题。

　　我大学本科学历史，因为想弄清楚中国现代转型的一些内在脉络，研究生阶段读的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对象是钱穆先生。当时就已经确定了这样一个价值取向，反激进，走保守主义的路线。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时代，那时思想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脉络，反传统，用来支持中国完成社会转型。我当时是个学生，对反传统有一定的疑惑，觉得传统不一定像他们批判的那么糟糕。当然，通过研究钱穆，我的思想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结构，基本理念，后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新京报：现在大家讨论儒家研究，不是从“激进—保守”，或“尊重传统—反传统”这样的层面来分析，而是质疑，西方舶来的政治学观念与中国的儒家结合在一起，其内在的合理性是什么？

　　秋风：现代政治哲学所设想的理想制度模型，最基本的理念，就是限制权力。当然你还可以继续给它添加一些东西，比如保障权利、民主、法治等，但核心是限权。而儒家思想里就有丰富的限制权力的理念，儒家士人也建立了诸多此类的制度。正是基于这些，我提出中体西学，资相循诱，接续中华儒家道统。我坚信，中西圣贤，心同此理，人同此心。我所做的工作，其实是一个中西互相阐释的过程，是一个互动的阐释过程。

　　新京报：你这种互动阐释的前提是什么？

　　秋风：我认为，当代中国仍然处于立国的过程中，我们仍在努力建立一个健全的现代国家秩序，所以中国仍处在立国期，过去一百年我们都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治理秩序，但仍未完成。这是一个基本判断。社会秩序的建设不能割断社会的文化传统，我们需要立足于中国。如果不能妥善地安顿儒家，就没有秩序可言。但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秩序也离不开自由、民主、法治。于是，问题就很清楚了：我们必须同时思考这两者，会通中西，中西互相阐释，才有可能想象并最终构建中国的现代秩序。

　　（下转C03版）

　　【图书简介】

　　《华夏治理秩序史》

　　近代以来，传统与现代两种学问分野，激烈对立。秋风（姚中秋）欲重写中国史，改变这一状况，其新作《华夏治理秩序史》，主线即是溯源重寻儒家的自由传统。

　　秋风认为自尧舜以降五千年间，中国社会体制发生了几番巨大变化，但其间形成了两个相反的传统，周制传统与秦制传统，前者代表自由的传统，后者则代表压制的传统。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演变，就是这两种传统，以不同比例搭配组合的结果。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坚守下来的是自由的传统。

　　自清王朝退入历史帷幕后，中国一直艰辛探索以自由民主为归向的社会秩序，但思想资源多是借助于国外。秋风《华夏治理秩序史》含有这样的期待，将中国儒家的自由传统，引入当下制度探索的过程之中，为中国现代的社会转型提供本土思想资源。

　　“不管你喜不喜欢，中国思想界充当西方常识传播者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思想之主体性正在重建中”，《华夏治理秩序史》正是秋风为“重建中国思想主体性”努力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