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诗意飘零

　　□书评人 辛智慧

　　读林贤治的新著《中国新诗五十年》，马上就会冒出一个疑惑，他解读的标准是否出了问题？他说：中国历史上的大诗人寥若晨星，高压之下，他们“奴性普遍增长”，除了山水田园诗中偶尔发点纯真外，满纸牢骚。“想做奴才而不能，然而又不愿做奴隶，‘行路难’于是成为东方诗人反复咏唱的主题。但是，反抗、挑战之声是没有的。”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把从现代才传入中国的“自由”观念套向了古代，认为古代诗人普遍没有追求自由的呼喊。这种以今例古的做法不论准确与否，首先就缺乏悲悯与同情。解剖的是利落，但却有很大危险：容易用全面的否定来遮蔽真正的问题。

　　然而，随着其文本的展开，这一疑问马上被我遗忘。因为谈论古代诗人，仅是林贤治疏解“中国新诗五十年”的引子，其重点并不在此。而当他在接下来的文本中，将同样的解剖刀挥向现代诗人时，我却再给不出任何辩驳。因为现代诗人再也没有借口逃脱他以“自由、个性、人类”为标杆的打量。这样一番打量下来，五十年之新诗就多少是让人失望的。

　　1920年，新诗人郭沫若放声歌唱：“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天狗》）可这一度被吞下去的太阳，后来却被他比作领袖，反复歌颂。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第一本诗集时，他将其命名为《新华颂》，“双百”方针出台后，他跟着出版《百花齐放》，直至文革来临，他依旧遵循着原有轨道，写了《庆祝“九大”开幕》等等。然而，不幸的是，郭沫若绝非个案，他后面排着长长的队伍。

　　1978年10月，从地下转到地上的诗人黄翔等，在北京展出巨幅诗稿《火神交响诗》，并即兴朗诵。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时代来临。不过，几番风吹雨打，这些诗人走的走，病的病，死的死，还有更多的投身体制。而上世纪90年代以后，诗歌主要的问题就是逃避，对大大小小的社会灾难熟视无睹，表面上流派纷呈，热闹非凡，实际上却弄出很多争权夺利的闹剧。在林贤治眼里，已经是每况愈下，惟留媚俗而已。

　　那到底何谓诗歌之魂？林贤治引用了一句德国诗人保罗·策兰的话：诗歌“要求成为永恒，它寻找，它穿过并把握时代——是穿过，不是跳过。”这是一个眼力老辣之人才会准确捕捉到的诗歌的致命关键。真正的诗歌是“撄人心”的诗歌。它与颂扬帝力显然没有关系，比一己甚至一个时代的幽情思绪也要更加深广，更会对众生的苦难充满痛感。正是因为有诗人的存在，才让我们烛照见整个时代的卑微。林贤治在书中用了众多翔实的史料，包括不断引证外国诗人来做对比，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些。

　　是跳过，还是穿过时代？这不仅是对诗歌的拷问，它何尝不是对每个人生存根基的逼问？这可不是文艺青年和普通青年的差别，而是郭敬明和韩寒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