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古音

　　□书评人 李丹

　　自艺术人类学发生了从“美的艺术”到“作为文化的艺术”的转变，人类学工作者纷纷下田野找歌找舞找民俗，所有把艺术作为纯粹动机的做法都冒着阉割经验整体性的危险。《田野中的艺术》是少数民族艺术考察的集合，形形色色的歌舞和神秘的信仰、神话交织在一起，那边的世界陌生又孤立。

　　书中云南阿怒人在创世神话中对独龙族有详尽的描述，他们的原始信仰只能在歌谣中找到线索。曾有少数民族在今年过年时登上CCTV告诉观众他们是黑龙的后裔，并舞起了黑龙，但被夹在新闻档各种快节奏资讯中的村民的话显得欠缺说服力，仿佛是被时代的洪流遗落的一群人，变成奇异的民俗本身，陈列在电视节目里。甚至在真实的乡村中，田野工作者采到古风的地方，年轻人不过是在扮演信仰神话的先民。

　　善歌的彝族阿哲老人介绍，如今不仅是年轻人爱唱《求佛》、《蝴蝶》，这些歌曲甚至渗入了老年歌者。在他们看来，这些精英眼里鄙俗的流行歌曲跟他们古老的歌谣并无本质的区别。歌谣未必有多高的意趣，却是古音，网络歌曲未必有多不堪，却俗在赤裸裸。

　　而对深入田野的人来说，田野就是生活。到云南去的作者凭借他的酒量和厚道赢得了阿怒人的友谊，这些田野工作者几乎都去学习了当地的舞蹈，听到了不轻易开口的老者酒后的古调。而一醉醒来，那些音符已经不知所踪，老者作者皆惘然，作者拙于记忆，老者再不知从何唱起。而云南阿哲人的宴席便是流水似的，歌声从未停过，所有人任意地加入或游离，一切那样的随意，歌声就如呼吸。此篇作者谈到了高更的《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往哪里去》，他问自己，“干什么去呢？找歌去！找什么歌呢？人的歌呗！那什么是歌？歌从哪里来？它又到哪里去了？”歌像时间一样不停驻，它就是最鲜活的生活本身，它仍然是一个现代人所能体验的最美好和最壮阔，最惋惜和最失落，它的保质期和这些情感一样长。

　　歌者是怎样的？有一位歌者范绍英，敏锐的音乐辨别能力和语言天赋使她不仅仍然能唱出阿乌、大黑彝、阿细等各种彝族格调，且能谈论其风格演变。她在一次濒死体验后变成了通灵的“女嫫”。在作者眼里，“她机智、敏感的思维、柔弱善变、驯服而又显骄傲、不愿受人摆布等性格中的多重性和行为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迷惑不解”。她不是西方语境中的艺术家，也不是传统话语中的艺术工作者，她不是艺人，不是追求艺术的文艺中老年，她是跟自己的生命源头连接上的人。她用自己的生命唱歌，在整个村子里只有她能唱古老而不能随意唱出的歌调，她的生活紊乱和无能，她的音乐表达和交谈则睿智和利落。在作者离开时与她伤感地分别，她手拉孙子站在红土地高原的风中，脸上“仍然没有很多的表情”。

　　作者从歌者中窥见了原始心灵，他们只是一群自由的人，他们的心灵离规范越远，他们的生命力就离创造更近。他们唱神话的原型，唱民族远古的梦和人类文化之根。如荣格所说，原型是艺术体验的真正决定力量。他们与远古情感接上头的时候便是有话要说的时候。“我们阿哲人弹调子或是唱歌那都是在说心里的话，如果心里没有什么说的或者不是心里真正想说的那怎么可能好呢？”范绍英说。然而田野工作者绝望地发现，这些心里的话已经渐渐湮没于历史的流变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