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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救人质,在非洲该怎么做

2012年02月18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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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期间短短4天里,非洲大地接连传出两起中国员工被劫持事件:1月28日,47名中水电七局苏丹南科尔多凡州公路项目中国员工中,29名被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武装分子劫持,17名避开劫持后获救,1人头部中弹遇难;1月31日,埃及西奈省省会艾尔阿里什以南莱赫丰区通往水泥厂的路上,25名中国籍水泥厂员工被当地贝都因斯瓦尔克部落劫持。不幸中之万幸的是,两起劫持事件均已告一段落,埃及被劫人质在2月1日获释,苏丹被劫人质则在2月7日为国际红十字理事会平安接出。

  为何中国人易“受伤”

  风险低、收益大的地区和领域,往往已被工业化国家的企业、资本捷足先登,这在客观上迫使中国企业、个人另辟蹊径,“人弃我取”。

  中国是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和最重要投资者,2000多家中国企业在非洲从事经营活动,中非贸易总额已高达1500亿美元至1600亿美元,频繁而丰富的经贸交往,和大量人员、项目的存在,令中国人出现在“危机镜头”前的概率大增。

  由于中非经济互补,中国对原料的需求是非洲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中国门类齐全、价廉物美的工业品,极大提升了非洲人、尤其是非洲普通收入者的生活品质,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的投资,更为非洲的持续高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存在,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密、越来越广。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是后来者,风险低、收益大的地区和领域,往往已被工业化国家的企业、资本捷足先登,这在客观上迫使中国企业、个人另辟蹊径,“人弃我取”,在诸如战后伊拉克、阿富汗、苏丹、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尼日尔河三角洲等他人不愿插足或撤出的地方开拓。这些地方往往机遇多、风险也大,如非洲许多国家,部族、宗教、政治、经济、城乡、贫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交织缠绕,在这些地方加大“进入”力度,相应就会增加许多风险。

  在具体操作中,国内一些单位在“项目获批”和“安全确保”之间,常常忽略了后者。这样的结果,往往只看见利益,却忽略了风险,使得本可回避的恶性事件最终遗憾发生。一些企业和经营者也常抱着“富贵险中求”的认识,在项目前期调研中忽视风险,在项目开展过程中也掉以轻心。

  在非洲和其他海外地区经营的中国企业、个人有许多特殊习惯,如现金积累多、习惯大量雇用本国职员、喜欢封闭式管理、遇到不测惯于用钱解决、喜欢走上层路线等,这些都让中国企业、员工容易成为各种针对性袭击的目标:现金多易被歹徒觊觎,大量雇用本国职员会被当地人视作抢走饭碗,封闭式管理容易引发工潮,花钱消灾可能让歹徒把中国人当成“储蓄罐”、“摇钱树”,并让其他地区、组织的觊觎者起而效尤,喜欢走上层路线则可能有意无意地卷入当地的矛盾、是非,并被迁怒者当作发泄对象。

  中国“走出去”的频率太快,从闭关锁国到全球出击,几十年间跨越了工业化国家几百年的历程,这使得相关企业、个人对当地舆情、风俗和经营习惯了解不深,对潜在风险和应对方法缺乏准备和应变之策。

  不仅如此,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也对如何保护海外权益仍处于摸索阶段,不论外交解决或军事保护,都既缺硬件,更缺软件,如果说装备上的差距尚可“恶补”,战略思想、认识上的与时俱进,却实非旬日之功。

  武力救人并非上策

  绑匪的性质不同,动机各异,一味采取武力解救,有时会弄巧成拙,刺激对方陡起杀心。

  近年来,中国加强了海外领事保护行动,对有针对性的危机、风险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有所提高,但此次苏丹事件、还有埃及西奈半岛中国人质被劫持事件,直接起因都与中国、中国企业和中国人无关,中国人仅仅是被当地固有矛盾卷入的“匆匆过客”。

  但,随着中国在非洲“存在感”的加强,这种被“殃及池鱼”的突发事件,同样会越来越多,对海外中国人的安全构成新的威胁与挑战。那么,到底该怎样营救在非洲遇险的中国公民?

  首先必须看到,中国并不具备在非洲随时、随地武力解救的实力。

  正如外媒有文章所言,中国经济影响力大增,但由于自身外交政策的制约,在非洲大陆的军事存在,只限于参与个别热点地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这些有限的陆上武装多为非战斗部队,人数和装备并不适合带有浓厚特种作战意味的人质解救行动,且其活动须受相应联合国特遣团调遣。

  此次发生人质危机的苏丹,就驻扎有少量中国蓝盔兵,但他们的使命是维护达尔富尔地区停火,无权越界进入相邻的南科尔多凡。不仅中国,此前苏丹各地曾多次发生绑架西方人质的行为,相关国家也并没有动用蓝盔兵解救——不是不想,而是无权。

  其次,武力解救并不一定是上策,有时甚至是下策。

  绑匪的性质不同,动机各异,有些具有强烈的伤害性、侵略性,有些则“求财不求命”,有的既不求财,也不求命,而是有其他特殊诉求,一味采取武力解救,有时会弄巧成拙,刺激对方陡起杀心。

  此次苏丹人质事件,劫持者本意并不在图财害命,相反,政府军为避免事态扩大,反倒急切希望不顾一切发动“解救”,2008年南科尔多凡州中国人质被劫持事件,当局的“武力解救”就造成9名人质中5人死亡。在非洲的历次国际人质武力解救行动中,这种损兵折将和人质伤亡的先例比比皆是。

  防范风险的最根本方法,是做好预研,避开高风险地区,如果无法规避,则有的放矢地做好充分防范措施。尽管复杂,但非洲各地的系统性风险往往可以预见、预防。

  如2007年4月24日导致74死、1伤、7人被劫持的埃塞俄比亚欧加登中原油田勘探局作业营地遇袭事件,事发地欧加登是非洲战后持续几十年、爆发过两次局部战争的老热点,肇事组织“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ONLF)事发前一周便在其官方网站上警告外国油田勘探者“离开否则不客气”。

  此次事件发生地南科尔多凡州,2008年10月就曾发生过9名中石油员工被绑架事件,甚至早在2004年,这里就已经有两名中国员工被绑架过,当地其他外国籍员工也屡屡传出被绑架的消息。

  到底该怎么做?

  在非洲,底牌越清晰,态度越明确,摊牌也会越快,人质相应也就越安全。

  要避免风险高发,当然需要改变“高危习惯”,如大量贮存现金、炫耀财富、习惯走上层路线、遇事爱用金钱摆平,以及不尊重当地风俗习惯,生搬硬套国内管理模式等。

  中国企业习惯于大量引入本国员工,目的是提高效率、方便管理,但如此一来,一方面当地人得不到就业机会容易产生怨气,另一方面如此多的中国人集中于狭小的封闭环境,不出事则已,出则必是大事。

  一味“花钱买平安”,并不可取。如果一味走上层路线、遇事喜好用钱摆平,往往被各种叵测势力利用,造成更多不必要损失。

  非洲国家普遍“年轻”,存在许多跨国部族、宗教,“抓中国人有利可图”的“成功经验”一旦传出,就会被广泛模仿,令这类事件在各地不断循环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出血”不啻扬汤止沸;一些中间人、“线人”利用中国企业、家属急于救人的心态,渲染“绑匪开价”,隐瞒对方真实意图,结果有时对方并未索要赎金或索要很少,“苦主”却付出天价。

  那么,到底该怎么做?

  首先,必须迅速、准确判明劫匪动机、意图和暴力属性。了解事件背景、绑匪动机、具体要求十分重要,否则便无法判明人质的危险程度,并据此作出最适合、最有利于保障人质安全的选项,尽管人命关天,十万火急,但该“慢”有时还是要“慢”一下。

  其次,要善用“关系”。非洲是“关系”社会,很多时候“法定渠道”此路不通,而通过诸如部族、宗教、地方上的关系斡旋、搭桥或试探,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次埃及人质事件迅速和平解决,和当地部落上层人士从中周旋,在当局和部落间搭起沟通桥梁,让后者不满情绪得到及时、适当宣泄有很大关系。应注意的是,“走关系”切莫“吊死在一棵树上”,更不能过分依赖个别“能人”,要知道,在非洲“杀熟”、 “两头吃”或“拷贝走样”司空见惯。

  第三,要早介入、主动介入。这样做,不仅可避免当地军政部门、中间人和其他可能的误导、蒙蔽,更及时、全面了解绑架者的动机、背景、诉求和人质状况,也可更直接、更及时地让对方知道中方的立场、态度和底线。在非洲,底牌越清晰,态度越明确,摊牌也会越快,人质相应也就越安全。此次苏丹、埃及人质事件很快解决,和早介入、主动介入,避免被动应对有很大关系。

  第四,“靠上层”要小心。在非洲,不依靠军政当局“捞人”固然不行,但必须“多长个心眼”,有时中国人的遇难实际上是被地方和当局间矛盾拖累,求助当局介入反倒令问题更难处理;有时,当局也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目的,刻意曲解问题成因,或采用有利于自己、却不利于人质安全的方法解决问题。中方有关部门应明确“人质安全第一”的立场,充分发挥自身能量和影响力,避免任何可能激化矛盾的单方面行动。

  前面说过,武力解救并非上策,但这种“最后手段”可以不用,却不能不备。在军队编制、装备上适当倾斜,增加远洋海、空兵力投放、人员运输能力,组建适合海外反恐、解救人质的特种部队,是未雨绸缪的上策。

  □陶短房(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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