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部门联动核对低保(申请)家庭真实经济状况;记者深入街道,追溯北京低保16年变迁历程
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低保审核规则做出重大调整,突破多年来仅以家庭收入申报认定低保资格的“门槛儿”,将房产、汽车、股票、保险等家庭财产状况全部纳入多部门联动动态核查范围。
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处长吕海燕表示,市民政局正在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争取在上半年内建立(市级)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落实即将正式颁布实施的《北京市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以及6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北京市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认定的指导意见(试行)》。
此后,核对中心可通过调取政府相关部门信息及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等渠道,核对申请或现享低保家庭的真实财产状况。不工作,却拥有多套住房,开车买股票仍照领低保金的不合理现象,将成为历史。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去年下半年,北京市城市低保救助对象约6.4万户,11.8万人。1月至9月政府累计发放低保资金超过5亿元,月人均补助水平达到439元,是同期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水平最高的。
1996年,北京率先在城市实施低保救助制度,2002年覆盖城乡,至今已有16年。16年来,低保制度作为政府确保公民基本生存的“最后一道安全网”,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又遭遇哪些困境?本报记者近日深入街道、社区采访,追溯低保16年变迁历程。
低保困局
出入开奔驰,还在申请低保
自打郭丽开始干低保审核,近10年来,几乎都是在压力和骂声中度过的。
她是东城区崇外街道社保所低保专职人员,全辖区低保户的情况她心里都有数。1996年,北京实施城市低保制度,最初全街道只有几个低保户。郭丽回忆,2000年前后,全国企业改制,大批职工下岗,生活困难的下岗职工家庭纳入救助范围。全国低保户迅速扩容,从2000年的403万户快速大幅攀升,至2002年已涨至2065万户。
2003年,郭丽接手低保工作时,仅有1万户居民的崇外街道,吃低保的有400多户。那一年,北京的低保金发放标准每人每月不到200元。然而,在那个年代,每个月将近200元的救助金让救助变成了不少家庭想要的“福利”。
每个月都有无数的证明涌到郭丽这样的基层街道低保审核员面前,“郭丽们”无力鉴别真伪。每次发放低保都要在街坊邻里间引发不小的争议,“我家比他家还困难,凭什么低保就给了他家?”……为解决重重矛盾和困境,2002年,郭丽所在的原崇文区率先在全市推出低保公示制度,很快,这种制度全市推广,延续至今。
“闫树庆,家住某某胡同10号,本人是肢残,没有工作。爱人是外地人。做点小买卖。有一个女孩,今年9岁。现在爱人的小买卖也不好做,家庭陷入困境,现提出低保。居民同志如有异议,请于7日内到居委会反映。”这是当年北京一条胡同里贴出的低保公示。
然而,公示终究是一种辅助手段。有一年,很多居民找到郭丽,反映邻居一家人,出入开奔驰,却在申请低保。郭丽前往调查,对方一口咬定车是暂时帮朋友开的。郭丽带着居委会主任找到车管所,希望调查车主,却屡遭不解的冷眼和拒绝。最终,凭着“硬气的”各种证明,这家人还是吃上了低保。
低保减负
“掀被窝”式劝低保户找工作
2004年至2005年,“骗保”现象严重,低保金总量对财政的压力凸显。
2005年,为便于低保资金良性循环,原崇文区开展了一场“创业奔小康”行动,覆及全区低保家庭。“只要在就业年龄段的低保户,必须去找工作”,郭丽回忆,当年各部门出优惠政策、街道帮着推荐工作,就是为了帮那些年轻的低保对象“自食其力”,给低保“减负”。
至今逢年过节都来街道办看望郭丽的两个“海归”,多年前,就是崇外街道的低保户。经过郭丽多次上门“掀被窝”式的劝导,两个人先后迈出家门找到工作,后来又出国闯荡。现在,“拿他们自己的话说,老婆孩子都跟自己过上了幸福生活”。郭丽说,经过“创业奔小康”行动,崇外街道的低保户至少减少了1/3,大部分是因为低保户家里的年轻人找到了工作。
退保难题
男子撕退保协议,痛打老婆
但仍有很多人,即便生活条件改善,也不愿退保。
2008年后,当年不少因下岗分流吃低保的40、50人员都到了退休年龄,可按月领取1000多元的退休金。干低保工作,郭丽在社区里走家串巷,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低保是救济,不是福利”。
有一户长期低保对象,一家三口,男主人已经领了两三年退休金,女儿也早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可每次一提退保,他就要四处打闹”。郭丽记得,去年,她终于说服了这家的妻子,不想刚一进门,“男的不仅撕毁退保协议,还痛打自己的老婆”。
为确保救助资金始终分发给最困难的人,低保制度实行“有出有进”动态审查管理。每半年,低保救助对象须重新提交当时的收入证明,接受街道低保所的资格审核,收入超标者应退出低保。为避免纠纷,部分基层民政部门规定,终止低保时救助对象要签署一份“自愿终止低保救助”的协议。然而对于郭丽来说,为了这一纸协议,常常得“跑断腿”、“掏心窝子”、“说破嘴皮子”。
解困突袭
拉冰箱门翻出申请人大闸蟹
2009年,郭丽审核一个药店职工提出的低保申请。他从单位开出的收入证明,每个月仅有100多元。郭丽找到这家药店,询问其为何职工收入远低于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却几次被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推出门外。万般无奈,郭丽提出要去起诉药店违反劳动法,才“逼”出药店经理,收回这份明显造假的收入证明。
为遏制“骗保”,各区县相继建立低保审核“入户访”、“邻里问”制度。从那年开始,郭丽要求自己,每接收一宗低保申请必须入户调查。
郭丽的“家访”都是搞突查,“到社区叫上居委会人员,直接到申请人家楼下,电话打通就上去敲门”,郭丽说,入户检查的手段主要是今天常常被传为“笑谈”的“拉冰箱门儿”,“可就在一些申请人家的冰箱里,我真的看到过整盘的大闸蟹、大龙虾。不少申请人就是在这种尴尬中,低头同意撤销低保申请的”。
但郭丽不得不承认,这种突击入户检查在低保审核的“关卡”中“最不硬气”。“有人硬说大闸蟹是亲戚送的,家具是朋友暂存的,他拿出的无业证明、收入证明样样是真,凭什么不给人家办低保?”
制度变革
房产汽车等资产成核查对象
早在2009年,我国低保制度的设计者之一,南开大学关信平教授,就提出低保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受益者的界定面临两难选择,过于严厉的控制将导致“贫困烙印”问题,并使一些确实困难的家庭被排除在外,而放宽又可能使一些并不十分困难的人不当受益。
2010年8月,民政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低保对象认定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各地应将家庭财产作为认定城市低保对象的重要依据”;而家庭财产的概念,“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所拥有的有价证券、存款、房产、车辆等资产”。同年,北京市民政局制定了家庭财产核对框架,并相继召开十余次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就低保家庭经济信息的核对办法,多次征求相关数十部门的意见,最终达成一致。
对于即将实施的低保审核新政,郭丽充满期待,“起码骗保者会明显减少”。另外,“我们退回一些超标家庭的申请也有理有据了”。
北京低保制度16年变迁史
1996年
北京实施低保制度。最初只针对孤老、城市三无人员,半年后扩展到残疾人。
2000年
国企改革,大批职工下岗。北京市出台政策,规定职工下岗一年内可享低保救助。
2001年起
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共同负担低保资金,救助对象大幅上升。同时,由于低保审核条件简单,开始出现“骗保”。
2002年
各区县相继实施低保“张榜公示”制度,接受群众评议和投诉。
2004年至2005年
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城乡低保标准逐步上调机制。
2005年至2006年
全市建立低保救助对象就业援助机制,帮扶劳动年龄段低保对象找工作,收入稳定后“自愿退保”,低保户数量明显下降。
2008年至2009年
为遏制“骗保”,各区县相继建立低保审核“入户访”、“邻里问”制度。
2011年
市民政局与市住房、人保等部门合作,对现有低保家庭经济状况首次核比,并找出财产状况超出低保标准的家庭,进行预警再审核,初步建立多部门联动核对机制。
(本文涉及的部分低保对象和基层低保工作者均为化名)
新京报制图/郭宇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魏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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