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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D07版)
■ 访谈嘉宾
●宋红梅,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北京医学会儿科分会常委
●崔红,北京友谊医院儿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常委
●周忠蜀,中日友好医院儿科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委员,北京医学会儿科分会常委
●田莉莉,宣武医院儿科主任、宣武医院儿科教研室主任
●肖和印,望京医院儿科主任、硕士生导师,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审评专家,全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常务委员
儿科资源分布不均 综合医院儿科大部分吃不饱
新京报:目前北京市整体儿科资源分布是否依然处于冷热不均状态?
宋红梅:目前北京市儿科资源主要分布在儿童医院和儿研所两家专科医院和几家大的三甲医院。像协和医院、北大医院、北医三院、人民医院、解放军301医院等大型三甲医院都依托综合医院的整体实力和优势各有特色,比如301医院的神经、血液专业,人民医院的血液专业等,另外,友谊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同仁医院、八一儿童医院的儿科实力也较强。
崔红:北京市儿科资源分布不平衡,过去都集中在几个专科医院和大医院里,儿童医院儿科日高峰时有8000-10000人,首儿所日高峰时也超过6000人次,我们大约在1200人。这些年各个医院儿科门诊在恢复,像北医三院、中日友好医院、北大医院等儿科日就诊峰值也逐年上升,这些和区域人口分布有关,跟儿科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有关。
北京南城相对医疗资源匮乏,南城的儿科病人多到我们这里来,大多数是本地居民和附近常住外来人口。我们现在有35名大夫,全科医护加在一起有70余人,在友谊医院也是大科室。再综合加上医院环境、停车条件等种种因素,造成了现在的资源分布不均,就诊冷热不均。
肖和印:我认为政府应该从政策上落实具体的措施,比如说对儿科大夫的进京指标给予倾斜。儿科大夫没有5年经验不敢上门诊,既然要建门诊,就要有能吸引并留住好的儿科大夫的待遇。
儿科大夫的高风险、高压力是很严峻的。如果没有切实的保护措施,让大夫敢于承担风险,敢于去诊疗,否则也很容易出错。中医儿科大夫也要会西医方面的知识,否则风险更大。而北京的病患相对外地人来说对大夫诊疗的要求更高。
我之前所在三甲医院的儿科大夫25人,结果出国一批,改行去外科、内科的一批,下海一批,流失严重。有些医院苦苦支撑儿科病房多年终于还是撤了,有的床位减少了。除了大医院外,综合医院大部分吃不饱,但另一方面儿研所和儿童医院的病患超出负荷。
得有足够激励政策 让医学生长期从事儿科事业
新京报:如何看目前儿科医师人才流失现象,儿科医师的培养过程有哪些难题?
宋红梅:儿科弱势在医学学科是全球性的:一是儿科大夫的待遇相对较低;二是儿科大夫压力较大,面对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病情变化较快,机体免疫机能较差,患者主述表达很弱,另外,一孩化造成家庭过分溺爱孩子,给儿科护士、大夫的诊疗造成很大压力;三是学科发展不均,国家对儿科学科投入较低。
另外从对儿科医师的培养方面,我个人的看法是,医学院里撤掉儿科专业本身并不要紧,在国外,医学院里都没有设置儿科专业,而是通过住院医师毕业后的后期培养体系,吸引医学生从事儿科专业。我国儿科学建设关键是对人材的培养,并有足够的激励政策吸引医学生能长期从事儿科事业。
崔红:每年选我们的毕业生不少,我们招聘的儿科大夫主要以博士和硕士为主。但从儿科整体情况来说儿科专业人才紧缺是一个问题,尤其是中、高年资的儿科大夫。
田莉莉: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新参加工作的儿科医师在开始工作之前需要在住院医师培训基地轮转1-3年。而具有住院医师培训基地资格的医院又只有不多的几家,这就意味着如果不是住院医师培训基地的医院聘用了一个医学专业毕业生后,该毕业生在两三年之后才能到单位工作。
基层大夫掌握快速准确转诊很重要
新京报:我们通过网络和实地调查发现,家长们多不信任社区医院等基层医院,对他们的规范治疗、用药安全和设备方面都存质疑态度,专科医院、大医院往往人扎堆,但在社区或者二甲医院儿科往往门可罗雀。症结在哪?如何解决?
宋红梅:我认为家长们的担心有一定道理,因为有些社区医院没有儿科专科的医生,一些二级医院的儿科也是刚刚恢复,所以基层医院的儿科急待加强,应该尽快将儿科的规范诊疗的理念和经验传授、普及到基层医院,比如向二级医院儿科大夫讲授常见病处理规范,强调合理应用抗生素等等,特别是要培训基层大夫对疑难特殊病的识别能力,并且能够正确转诊到相应的医院和专科,我们就碰到过小孩过敏性紫癜花了两周从血液内科转到皮肤科再转到变态反应科,最后到儿科的例子。正确转诊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一部分病人看病难的问题,并且节省了医疗资源。
另外,解决目前以药养医的负面激励机制、以及医生的工资与收入挂钩的体制,也是让医生回归到仅凭疾病本身来进行诊治,改善目前过度诊疗现状的关键所在。
再者,我觉得目前从医患关系来看,病人应该给予大夫更多的信任,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大夫是恪守医德,认真负责地对待自己的每一个病人的。基层医院的大夫也应该对自己有更多信心,在认真诊断的基础上碰到患者家长质疑时,应耐心细致地解释,不用迎合家长求治心切的心理而使用不必要的抗生素或输液,这样才能赢得家长的信任,更好地树立基层儿科医生的信誉。
崔红:家长会担心社区医院的医疗资源和力量,因此,需要建设社区医院儿科系统,提高社区儿科医疗服务能力。但目前来说,应保证三级医院建立起儿科体系,发挥各个医院自己的特点,让资源分布更合理。
肖和印:我觉得三甲医院的综合实力较好,但儿科分科没有那么细,治疗一般的常见病是没有问题的。除非是我们觉得处理起来确实有困难的,专科的疑难重病,我们也可以请相关专科医生来会诊,或者转诊;或者把病人病历情况带到专科医院去,儿科大夫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比较好处理。
儿科大夫也应重视科普
新京报:国内的儿科建设可从国外学习哪些经验?
崔红:国外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如家庭医生首诊、转诊制等。但国情不同,尤其对于儿科来说,需要短期规划和长远规划结合。远期规划在东南西北各建一个儿童专科医院,将资源平均化,这样不仅可以方便患者就近就诊,也能缓和交通。但一个医院需要一、二、三线不同级别的大夫,实现起来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短期来说,在综合医院的基础上建立“院中院”,从大的综合医院中形成儿童医疗中心,上海有这样的例子,这样对中、高年资的大夫的需求相对较低,给年轻大夫更多发展空间,相对来说实现得要快,能节省国家资源。
周忠蜀:在日本,儿科的诊疗费比成人的诊疗费要高,比如说打点滴,儿童配合度低,血管相对成人来说很难找,难度较高,所以收费是不一样的。
日本的儿科大夫很重视科普。比如说日本人爱泡澡,日本儿科对儿童溺水等意外事故进行遇险自救科普知识宣传,简单的科普教育可以救命。中国可以学习这方面的经验,大夫也要重视科普,比如说孩子的反复生病跟家长护理方式不好有关,从饮食、穿衣等各方面都可以加以辅导。再比如说打点滴后如果孩子再发烧,家长要有意识地不能再给孩子使用抗生素,如果在前来就医的路上已经吃过退烧药了,要及时告知大夫,避免反复治疗等。卫生科普宣传也能加强、融洽医患之间的互相理解和配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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