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泰晤士报》战地记者 玛丽·科尔文 在叙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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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战争意味着前往一个充满混乱、破坏和死亡的地方,试着承受压力目击事实;意味着在军队、部落或恐怖分子的冲突时,在宣传的风暴中寻找真相。 ——《星期日泰晤士报》已逝记者玛丽·科尔文
“这里的几乎每一栋建筑物都伤痕累累,坦克炮击穿过了水泥墙,火箭弹则在屋顶上留下了坑洞。上周三,我所在的房屋被一枚火箭弹炸掉了天花板。在街道上,房屋已经全部倒塌,随处可见遗留的衣物以及家具碎片。”
这是《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玛丽·科尔文从叙利亚发回来的最后报道,报道数小时后她永远不能再写出震撼全世界的报道了,那标志性的独眼随她而去。曾经从北爱尔兰到巴尔干再到中东,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她的身影。
生平
不做主任,做战地记者
玛丽·科尔文与五十年代中期出生在纽约长岛的同龄人相比,拥有更加坚定的决心。在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她未选择一份安定高收入的工作,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做记者,那是因为大四那年,她参加了一场研讨会,讨论的是著名记者约翰·赫西关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后情况的报道,这部美国20世纪新闻业的巅峰之作,深深地震撼了科尔文。
她的记者生涯开始于一个不知名小报,后成为合众社驻纽约的警法记者,1984年她即成为合众社驻法国记者站主任。
1986年,她放弃主任一职毅然加入《星期日泰晤士报》,并在那里结识了一支驻外记者的精英团队。每当看到他们从国外战场上发回的稿件,她都热血沸腾。于是,她申请去做战地记者,从这一刻开始,她笔下道尽了人类的痛苦与创伤。她说:“我注重的是战争中的人性。它让处于和平环境的人们也不觉得遥远和陌生”。
遇难
将被召回,执意写报道
科尔文去世后,传媒大亨默多克都扼腕痛惜她的罹难。英国著名评论员吉姆·穆尔在给她的悼词中评价她“站在绝岭雄峰的勇敢”。
美国第四新闻频道的林德西·海尔松则回忆,“就在她被害前几小时,我曾问起她是否有撤退的想法。”她只是简单地回答,“我们现在正在工作”。
她的母亲回忆说,最近的日子中,只能通过电话和她联络,“她本应该离开叙利亚,她的主编已要召回她了,但她执意要写完一个报道。”话语间,满头银发的科尔文母亲难掩悲怆,但她仍骄傲地说,“如果你知道我女儿,你就知道让她撤离前线是徒劳的……这就是她的命运……她知道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内心。”
■ 事迹
1999年
跟随车臣反政府武装采访
报道生涯中,科尔文坚持和报道对象共同生活。1999年12月,她跟随车臣反政府武装采访时,她跟十几个车臣士兵挤在一个6米长、2米宽的地方休息。有一次睡到半夜,科尔文被身下的硬块——两枚手榴弹弄醒。
“这帮亡命徒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很有可能发动自杀式袭击,连我一起入黄泉。这种事情每天都可能发生千百次”。科尔文凭借她在车臣和科索沃的报道赢得了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的“勇气奖”,此前,她还曾凭借在前南斯拉夫的报道获得了英国“最佳驻外记者奖”。
2001年
在斯里兰卡失去一只眼睛
科尔文在职业生涯中曾多次受伤:车臣战场上迎面飞来砖头,她被击中;插入眼睛的榴弹片让她失去左眼。
她在一次演讲中对外界道出了失去左眼的经历,那是在2001年的斯里兰卡国内战争中,“我深入到泰米尔北部地区,那是政府军和猛虎组织交战区,根本不允许记者进入,去报道那里最真实的战况,我悄悄地偷渡进入这个地区,就在我匍匐穿过边境线的时候,一个士兵向我扔了一颗手榴弹,榴弹片击中了我的眼睛、我的前胸。”在科尔文中弹之后,士兵仍在无情地不断开枪,她甚至成为了俘虏,但是最终被美国大使馆所救。
失去左眼后的海盗装束让她成为许多年轻记者的偶像。
1986年—2011年年初
访卡扎菲比全英记者还多
在1986年科尔文是第一个专访卡扎菲的西方记者,至今她采访卡扎菲的次数甚至比全英国记者还多。
2011年年初,利比亚政变,科尔文故地重游时,卡扎菲在的黎波里一家海滨餐馆里接受她的采访。科尔文的提问直言不讳,“你看到那些游行抗议的人群了吗?”卡扎菲回答,“没有人反对我,利比亚的每个人都爱我,都在忠心耿耿地追随我。”
眼前的场景有种她熟悉的荒诞——这是她数次近距离采访卡扎菲时常有的感觉。科尔文对卡扎菲的评价较中肯,“他是一个活在自己想象王国里的人,他很缺乏安全感。”
■ 反应
英召见叙利亚大使抗议
22日,英国召见叙利亚驻伦敦大使,就两名西方记者在叙暴力冲突中身亡提出抗议,并要求遇难者的遗体被遣送回国。
英国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遵照英外交大臣的指示,叙利亚驻伦敦大使凯亚米被传唤至英外交及联邦事务部,会见政治总司长亚当斯。”声明中称,亚当斯表达了对遇难记者的哀悼,并要求叙利亚霍姆斯的冲突立即停止。
声明还表示,英外交部希望叙利亚当局尽快安排落实遇难记者遗体被遣送回国的事宜,并要求叙方对在冲突中受伤的英国记者提供治疗。(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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