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胡适是我的引路人”

　　胡适的专业是整理国故，他从美国留学归来之后，在北大任教，讲授“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其将杜威实验主义和中国传统考据结合起来的方法，深刻启发了顾颉刚，而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文章，证实经过胡适之手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此说引发不少批判性的响应时，胡适坚决站在支持顾颉刚的一方。由此，“古史辨学派”在中国兴起。可以说，没有胡适，就没有顾颉刚领衔的“古史辨学派”。

　　“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1917年秋，26岁的胡适自美国归来，因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一战，名满天下，为北大聘为哲学系教授。

　　胡适在北大，开设的哲学科目，为“中国哲学”。原来北大教中国哲学史的，是一位陈姓的老先生。陈老先生讲课，旁征博引资料宏富。但其方法，却十分守旧，凡开讲，必从三皇五帝始，半年才及周公。学生问，如此授课，何时讲完？陈老先生答：“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这是当年北大讲哲学的风气。胡适因倡导白话文得大名，去北大讲哲学，有一堆旧派人物等着看笑话。但胡适讲了，而且讲课效果很震惊。大受震动的学生中，有一个小胡适三岁的哲学系学生顾颉刚。此时，顾颉刚是以“自修”身份考入北大哲学系的。

　　顾颉刚对这位震撼北大的青年老师作了如下记述：

　　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劈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

　　在妻子的信里，顾颉刚感慨不已：

　　“我看着适之先生，对他真羡慕，对我真惭愧！他思想既清楚，又很深锐；虽是出洋学生，而对于中国学问，比老师宿儒还有把握；很杂乱的一堆材料，却能给他找出纲领来；他又胆大，敢作敢为。我只羡慕他这些，不羡慕他的有名。想想他只大得我三岁，为什么我不能及他？不觉得自己一阵阵地伤感。”

　　日后，顾颉刚来说：胡适是我的引路人。从胡适那里，他既学到了看材料的“眼光”，也掌握了处理材料的“方法”。

　　“古史辨派”的幕后推手

　　顾颉刚与胡适的友谊，真正开始，还要自顾颉刚从北大毕业之后。

　　1920年，顾颉刚从北大毕业，任职于北大图书馆。顾虽留在北大，但薪酬较低，入不敷出，不得已，求教于胡适。于是，胡适给顾颉刚安排了个舒服的工作，标点《古今伪书考》，得到一点报酬。

　　一般说，这样的工作，对于精通古文的顾颉刚来说，几天就可以完工，但顾在给该书做注时，旁征博引，翻遍北大图书馆，两月下来，注释还未做完，却把古人造伪和辨伪之事弄清了。这番考究之后，顾颉刚建议胡适编辑“辨伪丛刊”。胡赞成。

　　1922年，因为祖母病重，顾颉刚请假回家，经济上一下失去了来源，胡适便介绍他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初中本国史教科书，每月酬金50元。上海亚东图书馆创办人汪孟邹是胡适的同乡，胡适早期的多种著作都由亚东出版，胡适曾嘱汪孟邹汇款200元给顾颉刚。顾颉刚积欠胡适之债，一度高达220余元。

　　1923年，胡适编《努力》周报，附刊《读书杂志》。胡适请顾颉刚为《读书杂志》写文章。顾颉刚于是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在此文中，顾颉刚首次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顾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由此，古史存在大量造假。

　　此观点一出，史学界众说纷纭，反对者众，赞成者少，争论几至一年。最终定调者，仍为胡适。在1924年2月，胡适在《读书杂志》发表《古史讨论读后感》一文，胡适称，“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近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胡适还对顾颉刚的观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

　　1926年，顾颉刚出版其史学巨著《古史辨》(第一册，先后出版七册)，再次轰动史学界，胡适称之为“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

　　《古史辨》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新的史学学派——古史辨学派的诞生，而顾颉刚也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一学派的创始人。他在学界建立了自己的地位之后，又把胡适在学术上提携，经济上帮助后辈的精神继承了下来，方诗铭、童书业、杨向奎、高去寻、周一良等人，都得到过顾颉刚的帮助。而胡适和顾颉刚的关系，也堪称一段学林佳话。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魏邦良、潘光哲等人的相关文章，以及顾颉刚等人的著作。

　　【追随者】

　　罗尔纲

　　1930年初夏，罗尔纲即将在上海中国公学毕业，他给校长胡适写信，请求帮助。胡适复信“你毕业后，如果愿意到我家来，我是很欢迎你的。”毕业之后，他进了胡适在上海的家门。

　　师门数年，罗尔纲学业大有精进。罗尔纲写成一本《师门辱教记》。此书出版，胡适致信罗尔纲的信中，称:“这本小小的书给我的光荣比我得到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

　　季羡林

　　季羡林留德十年，于1946年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此时北大校长正是胡适。虽然季羡林此时的学术成就已经蜚声学界，但按照不成文的规定季羡林只能担任副教授。然而，季羡林只当了两个星期的副教授，就被胡适提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季羡林与胡适共事三年，后即海峡相隔。胡适在台湾，未忘记季羡林之东方学学问，常对“中央研究院”的人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吴晗

　　吴晗原是胡适担任校长的上海中国公学学生。1930年3月，吴晗写信给胡适，向他请教关于研究法显《佛国记》的问题。尔后，对于胡适考证《红楼梦》，吴晗主动提供了一些补充资料。

　　1930年11月28日，胡适回任北大教职后，吴晗也跟着北上，考取了清华，主治明史。胡适告诉吴晗：“应细细点读《明史》，同时先读《明史纪事本末》一遍或两遍。《实录》可在读《明史》后用来对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