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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谭】
本周,一场“在地铁捡到诗”的活动在上海地铁上演,在网上则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这中间既有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也有关于诗歌本身是否可以如此传播的顾虑。讨论很热烈,却少有诗人发言,让我们来听听诗人蓝蓝怎么说。
近日,网络盛传一则消息:三个身穿海魂衫的女青年,在上海地铁上发起了“闪读”诗歌的活动。她们复印了200多首诗歌,不仅有席慕容、徐志摩、普希金等的知名作品,也有海子、顾城等的现代诗歌,在地铁上分发、朗诵,并邀请人们加入。
乘客从一开始的惊愕,到有一部分人主动加入朗诵,其中还有小学生。另有一些乘客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地铁中应该保持安静,不应骚扰他人。
纵览有关这则报道和网友的评论后,大致可分为两种意见:一种是赞许女青年的行动,认为这对于推动文化建设是有益之举。同济大学朱大可教授表示:“文化凋零而苍白的上海,终于被志愿者抹上了一层诗歌胭脂。”另一种反对的声音则认为,在乱哄哄的地铁里朗诵诗歌,是对乘客的“绑架”,也破坏了诗歌的美感。
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俞吾金在微博上明确表示:“也许是想出名想昏了头,难道她们心中就没有任何法律意识?地铁车厢属于公共空间,它需要保持安静,怎么可以大声喧哗?”
诗歌进入地铁,已经有很多年了。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伦敦大学讲师朱迪思率先发起了“地铁里的诗歌”活动,莎士比亚、济慈等诗人的诗作呈现在乘客面前。此后,活动便在英国其他城市和巴黎、旧金山、悉尼、纽约、都柏林等国际大都市得以推广。
2006年,英国驻华总领事馆和上海地铁运营公司在上海一、二号地铁举行“地铁诗歌”,展示了一批外国著名诗人的作品,此后的2010年在上海还举办过一次“地铁诗歌”活动。2011年1月,北京地铁在四号线推出“四号诗歌坊”,一些当代诗歌作品被陈列在地铁车厢里。这一切都表明,很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在人流量巨大的地铁空间里传播诗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盖因诗歌文化在得到普及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起着文明教化的作用。
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对此举我无疑甚感欣慰。一个没有诗歌的民族同样也不会有灵魂,诗歌对于一个民族的意义,在这里无须赘述,我关注的是这次地铁朗诵带来的各种议论。
如果有网友说在地铁里朗诵诗歌是对乘客的绑架,那么,地铁中目不暇接的各类商业广告又作何解释?为什么不见人公开站出来抗议?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认为三位女青年在地铁里朗诵诗歌是“想出名想昏了头”,实在令人感到吃惊。我不知道为何要如此负面地揣度别人,更不知道这一举动和“法律意识”如何水火不容——据我所知,中国尚未有《地铁法》,即使《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中也无“禁止大声喧哗”这一条。
固然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不妥当,但朗诵诗歌毕竟和“喧哗”不能一般而论。在我看来,三位女青年的本意是推动诗歌传播和文化建设,或许在车厢里朗诵这一行为会使喜欢安静的乘客感到不适,但这与吓人的“法律意识”怎能扯到一起?
从公共道德上暂且不论三位女青年在地铁这种场合朗诵的行为是否妥当,但诗歌进地铁活动,无疑是件好事。
当年的伦敦推行“诗歌在地铁里”活动,几年后所有人都看到了它为英国人带来的巨大变化,正如英国《卫报》所评论:“几乎没有一种理由可以让人否认这个原来只为交通服务的空间作为文化辐射平台的影响力和这种渗透的亲和性,当人们看到伦敦的地铁里有60%以上的人在看书,《泰晤士报》为了吸引地铁里的眼球而缩小版面的时候……,艺术和文明在单调乏味的旅途中生长,那个曾经在匆匆复匆匆的脚步中冷漠凄清的空间因而散发芬芳。”
诗歌倘若真能乘上地铁飞奔,那么我也许可以期望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乘地铁时手里的煎饼果子、手机、广告、报纸(有时候连报纸也没有,双手空空)今后也会变成一本本真正的书籍。这对于国家民族,乃至每一个人,乃真正功德无量的事情。
□蓝蓝(北京 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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