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名作家谈写作

　　1 杜鲁门·卡波蒂

　　记者：哪些作家对你影响最大？

　　卡波蒂：就我意识所及之处，我从未察觉任何直接的文学影响，不过有几个评论家告诉我，我早期的作品受惠于福克纳、韦尔蒂以及麦卡勒斯。有可能。上述三位都是我推崇备至的；还得加上凯瑟琳·安·波特。虽说仔细想想，我觉得他们之间，或者说他们跟我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点，唯一相同的是我们都生在南方。尽管十三至十六岁之间并不是唯一适合阅读托马斯·伍尔夫的年纪，但那段时间却最容易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在我眼里他是一个伟大的天才，现在我还这么看，可我已经一行也看不下去了。

　　2 海明威

　　访问者：你如何看待有许多作家做出妥协，放弃了文学生涯而谋得一个教席？

　　海明威：这要看你说的放弃是什么意思？是被抛弃的妇女那个意思？是政治家的一种妥协？是你愿意多付点儿钱给杂货店老板，可打算晚点儿付这种意义上的妥协吗？既能写作又能教书的自然能两样都干，好多能干的作家已经证明他们能做到。我认为学术生活会中止你的外部经验，有可能限制你对世界的了解。而了解越多，作家的负担越重，写起来越难。想写出一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是一件全日制的工作，实际写作可能一天只有几个小时。

　　作家好比是一口井，有多少口井就有多少种作家，重要的是井里得有好水，定量汲水比一下抽干再等井渗满要好。

　　3 村上春树

　　《巴黎评论》：当代日本作家的作品中有没有你读过而且喜欢的？为什么呢？

　　村上春树：有一些。比如村上龙，还有吉本芭娜娜的部分作品。不过我不写书评和文学评论，那些事我不想参与。

　　我觉得我的工作是观察人和世界，而不是去对它们进行评价。我一直试图让自己远离所谓结论性的东西，我宁愿让世间万物都处于无尽的可能性当中。

　　比起评论我更喜欢翻译，因为做翻译的时候你几乎不需要做任何的评判。毫无疑问，世界上需要有评论家，不过那不是我的差事。

　　《巴黎评论》：你小说的主人公经常让人感觉是你本人的视角在你所描述的奇幻世界中的投影。

　　村上春树：你可以这么想：我有一个孪生兄弟，两岁时，我们中的一个——另外那个——被人绑架了，他被带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从此我们两个再也没见过面。我想我小说的主人公就是那个失踪的人，他是我的一部分，但并不是我本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他是我本人的另外一种形式。我们的DNA相同，但生活环境不同，所以我们的思维方式会有差别。我每写一本书都会让自己置身于不同的角色中去亲身感受，因为有时候我会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厌倦，而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逃逸，这是一种想入非非的白日梦。如果不能做这种白日梦，写小说还有什么用？

　　4 雷蒙德·卡佛

　　《巴黎评论》：你的人物在努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吗？

　　卡佛：我想他们努力了，但努力和成功是两码事。有些人在生活中总是成功，我觉得这是命中注定的。而另一些人则不管做什么，不管是那些最想做的事情，还是支撑你生命的大事小事，他们总是不成功。

　　去写这样的生活，写这些不成功人物的生活当然是无可非议的。我个人的大部分经历，直接的或间接的，都和后面说的情形有关。我想我的大部分人物都希望他们的所作所为有点意义，但同时他们到达了这样的地步——像许多人那样——他们知道这是做不到的，所有的一切都不再有任何意义了。

　　那些一度让你觉得非常重要并愿意为之而死的事情，已变得一钱不值了。他们的生活，那些在他们眼前破碎的生活让他们感到不安。他们希望做些纠正，但做不到，此后他们只能尽力而为了。

　　《巴黎评论》：名声对你有怎样的改变？

　　卡佛：这个词让我感到不自在。你看，我开始时给自己设定的目标那么低，我是说一辈子写短篇小说能有多大出息？由于酗酒我没有什么自尊心。这些随之而来的关注不断地让我感到惊讶。但我对你说，自从《我们谈论什么》被接受后，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自信。随之发生的所有好事都促使我去写更多和更好的作品，这是个极好的鞭策。

　　当这些来临时我正处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活力的时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感到更加的强壮，对未来的方向也更加确定了。

　　所以说“名声”——或者说这个新得到的关注和兴趣——是个有益的东西，在我的信心需要增强时，它增强了我的信心。

　　5 斯蒂芬·金

　　《巴黎评论》：写小说过程中，到哪步你会感觉到超自然的神奇因素？

　　金：并不是我想要它来它就会来。并不是我把它赶进门的。它自然而然就来了。关键是我太爱这感觉。我正在写的一本小说《杜马岛》，讲的是一个叫埃德加·弗里曼特的人，因为事故失去了一条胳膊。于是我就想，也许关于断肢会有些超自然症状。我知道因为事故失去肢体的人过去很久还会有幻觉。

　　于是我就上谷歌网去搜“残肢幻觉”，想查查看这种幻觉能持续多久。我真是爱谷歌。结果我发现有好几千个这样的病例，其中最棒的一条——我写进书里了——是说一个人有只手被打包机切断了。他把断手用大手帕包起来带回了家，装在罐子里，用酒精泡起来。他把这个罐子放在家中地下室里。两年过去了。这个人没事。突然冬天里有一天，他的断肢末端寒冷无比。他给医生打电话。他说，那只手明明早就不在了，但我手臂末端冷得要死。医生说，你把那只手怎么样了？他说，我放在罐子里，搁地下室了。医生说，你下去查看一下。于是那家伙下了楼。罐子摆在一个架子上，窗玻璃破了，冷风正吹在那只手上。于是他把罐子挪到火炉旁边，他就没事了。显然这是件真实案例。

　　□莉莉鱼 本文摘自《巴黎评论作家访谈Ⅰ》一书（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