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美国的同性恋作家

　　【美国文事】

　　美国的同性恋革命其实开始于“文学革命”，与女权主义及黑人人权运动同时发动，在二次大战之前，同性恋被视为不正常行为，名家如亨利·詹姆斯等也不敢公开。1948年金赛博士的男女性行为报告出版后，人们才认识到同性恋是自然天生，不是学来的。

　　一位朋友来访，看见我的书架上有几本戈尔·维达尔的著作，就惊呼道：“这位作家原来是同性恋，我近来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才知道。”维达尔是一位我最欣赏的美国作家，他写过多部历史小说，我最喜欢他那些泼辣、讥刺的时事杂文。

　　说到同性恋作家，四五十年前我在狼吞虎咽现代作家时就有所耳闻。英国有王尔德，法国有纪德、普鲁斯特，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同性恋作家是杜鲁门·卡波蒂、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等。我犹记得，肯尼迪总统时期，白宫邀请文艺作家相聚。维达尔（总统夫人杰奎琳的远亲）与威廉姆斯在阳台上望着弯身扶持栏杆向下观望的总统，品头论足地讨论，被一记者窃听到。诗人艾伦·金斯堡是同性恋，那是他自己宣扬的，众所周知。剧作家拉雷·克瑞默（Larry Kramer）于1985年写了一个剧本《正常的心》（Normal Heart）在百老汇上演，此剧讲述艾滋病猖狂蔓延时期一个断人心肠的故事，立时成名。克瑞默是同性恋者革命时期最活跃的人士。他的活动由此引起政府与医学界注意，今日感染了HIV者服药后可避免发展为致命的艾滋病，是他的功劳。现在同性恋者已不再隐瞒这项秘密。每年初秋，同性恋者在纽约市第五大道举行大游行，服装奇异，已成为每年吸引本城市民与外地游客的大事。

　　关于美国同性恋作家的轶事，有兴趣者可阅读近来出版的一本新书《杰出的非法者》（Eminent Outlaws），副题是《改变了美国的同性恋作家》，作者名克里斯托弗·布拉姆（Christopher Bram)。但此书内容并不包括女同志作家。作者本人显然也是同性恋者，写过小说。他认为，美国的同性恋革命其实开始于“文学革命”，与女权主义及黑人人权运动同时发动，在二次大战之前，同性恋被视为不正常行为，名家如亨利·詹姆斯、沃特·威特曼等也不敢公开。1948年金赛博士的男女性行为报告出版后，人们才认识到同性恋是自然天生，不是学来的。

　　在开始，最著名的两部同性恋作品是维达尔的《城市与栋梁》与卡波蒂的《其他的声音，其他的房间》。两部作品同时出版。两人在性格脾气上互不相容。卡波蒂嗲声嗲气，犹如女人，维达尔则有男子豪气，他写文章与说话尖酸刻薄，某次把詹姆斯·鲍德温形容为蓓蒂·戴维丝（好莱坞影星）与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混合品。读者与评论家重视鲍德温的作品，往往忽视了他是黑人。

　　某次，《评论》杂志主编诺曼·波霍瑞兹之妻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讽刺同性恋者的论文（质疑女同性恋者为何都养了雄壮大狗），维达尔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反驳，文章标题是《粉红三角与黄色之星》。黄色之星暗讽该对仇视同性恋的主编夫妇，他们是犹太人，在纳粹德国时期须佩黄星臂章来指认。维达尔的泼辣作风表露无遗，他就是毫不让人的。

　　纽约格林威治村剧作家爱德华·亚尔比于1965年写的剧本《Tiny Alice》上演。遭到名作家菲立普·罗斯批评，认为剧中的同性恋主角说话举止太如同性恋者。当然，亚尔比本人是同性恋者，而罗斯不是。

　　我有好几个同性恋朋友，都是心肠慈悲的好友，多年前有一个患艾滋病去世，令我悲伤。 □董鼎山

　　【延伸阅读】

　　改变了美国的“同志”作家

　　自称为“同性恋小说家”的美国作家克里斯托弗·布拉姆（Christopher Bram)最近写了一本名为《杰出的非法者》的书来描绘二战后美国的男同性恋作家的谱系，并试图理出一个连贯的历史：自1944年田纳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到1991年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的《天使在美国》。

　　在美国，时至今日，没有人再将同性恋者看成“非法者”了，因此《杰出的非法者》是一段关于过去时光的追思，是通过一个浪漫的棱镜看过去。即便是“同志”小说或“同志”戏剧这个门类，过去被当做一种解放性的力量，今天可能更像是一种束缚。在一篇写于2005年的书评文章里，戴维·李维特（David Leavitt) 甚至为“后同志”小说时代的到来而欢呼，在这些小说中，角色的性取向固然重要，但它既不是角色性格的决定因素，也不是情节的驱动因素。关于“后同志”小说的欢呼在美国的语境下当时是成立的，但在现下的中国，文学（我是说严肃文学）对于同性恋者的关注还是远远不够的，同性恋这个话题对于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一种禁忌。因此，在这种语境下来看布拉姆这本书，中国读者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布拉姆在这本书中只选取了一小部分同性恋作家来谈，试图借此实现一种“文化叙事”。他认为，文学在其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最初，“同性恋文学”中的主人公们还只能用暗语说话。克里斯托弗·伊斯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的《柏林故事》和卡波蒂的《蒂凡尼早餐》里，叙事者都从未透露过自己的性取向，只不过，对细心的读者来说，线索还是很明显的。布拉姆将公开的“同志”文学与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联系在一起。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王尔德书店成为坐标以后，在“石墙骚乱”以后，或许同性恋作家们觉得他们不用再那么害羞了。如果说维达尔引导了同性恋文学前半部分的发展史，那么艾德蒙·怀特(Edmund White)则是其第二阶段的引导者。在怀特的书中，你找不到那种刻板的概念化的同性恋人物。

　　布拉姆所讲述的故事是吸引人的，但可能过分简单。他试图将同性恋文学的历史梳理出来，找出一条线索，但很可能这个历史比他所想像得更为复杂。他的书给人的印象是，同性恋作家之所以重要，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的敌人而不是他们的作品。像《天使在美国》和《时时刻刻》这样的作品，其文学价值显然是大过于社会价值的。因此，《杰出的非法者》这本书应该在奥斯卡·王尔德纪念书店占据一席之地。然而，令人感叹的是，这家著名书店已于2009年关门，它曾经发挥过如此重要的作用，现在却因为自己的成功而荒废了。 □编译：乔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