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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为何没落?

2012年03月03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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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西行随感之三】

  要摒弃佛朗哥主义的“西班牙例外论”,就要像研究欧洲其他主要国家一样研究西班牙历史。

  我一直想搞清楚,葡萄牙太小且不论,西班牙以昔日超级大国的底子,为什么没能进入“西方七强”呢?

  所以,在半岛观光,心里多次响起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插曲“ 兴亡谁人定啊,盛衰岂无凭”。我想,有三点与西班牙、葡萄牙的兴衰关系甚大。

  第一是契约意识。哥伦布晚年并不缺钱花,但他耿耿于怀的是,要求国王恢复他的海军上将和总督职务。这可以理解。同时念念不忘的还有,根据1492年出航前与王室签订的“圣大菲协议”,要求国王付给他应得的收益分成。他要得是那么理直气壮,三番五次,亲自要,当面要,托人要。对王室就像与普通的生意伙伴一样,王室也不以为忤。

  西班牙的探险和征战,用外国人才,用外国资金,外包垄断经营加探险权,甚至经常雇用外国军人,跟做生意差不多,靠的就是一纸契约。而国王的一纸委任状、授权书,即使在万里之外的荒岛,其法律效用也相当高。这种文化传统实在太宝贵了,它与封建时代各阶层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明确并受到普遍尊重有关,与罗马法律文化传统恐怕也有关系。

  我在葡萄牙的“世遗”古镇埃武腊、在西班牙的萨拉戈萨、巴塞罗那、塞哥维亚,都看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的遗迹。

  第二是宗教狂热。哥伦布与支持他探险的伊莎贝拉女王,终生热衷组织葡萄牙航海探险活动的亨利王子,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组织探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找到传说中远方的基督教王国,乃至与东方的大汗结盟,进行“圣战”,夺回耶路撒冷。那些参与探险与征战的水手、教士、士兵、贵族,如果说仅仅是为了寻找财富和世俗的建功立业,而没有宗教信念与情怀支撑,很难解释他们何以甘冒九死一生的风险。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宗教热情激发了冒险精神,也因其不宽容,压制了思想自由,窒息了社会的生机。在塞维利亚、科尔多瓦、萨拉戈萨等重要城市,我看到的富有特色的犹太人社区都是为旅游而维护的昔日景象。马德里的马约尔广场,曾是宗教裁判所对“异端”执行火刑的场所,那种“群众专政”场面的癫狂与血腥,令人浮想联翩。

  第三是骑士精神。《堂吉诃德》不是一部戏仿的讽刺小说,倒真像西班牙人骑士精神的写照:“理想主义”的狂热,英雄主义的万难不辞。贵族出身的科尔特斯自筹经费组织队伍,两次出征阿兹特克人强大的王国,建立“新西班牙”(墨西哥),不就是一个成功的堂吉诃德吗?那个起初只有13个追随者,带180人征服印加帝国而当上秘鲁总督的私生子、文盲、曾经的牧猪人皮萨罗,“原型”不就是桑丘·潘萨吗?

  当代西班牙是发达的,最有说服力的事件是,1992年,世博会与奥运会的主会场分别在它的第三大城市塞维利亚与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举办。参观巴塞罗那奥运会会址时,有团友不服气地说:“有什么了不起,都是靠祖宗抢来的!”这话自然不是没根由的,他们的祖先确实从殖民地抢了许多真金白银。但祸兮福所伏,暴富既败坏了社会风气,也加剧了贫富分化,阻碍了工农业的发展,使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并在“工业革命”之后长期落后于欧洲竞争者。

  “一页风云散哪,变幻了时空”。今天,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帝国成了历史名词,而世界潮流却不可阻挡,并且至少有三种表现。

  第一当然是非殖民化。西班牙殖民帝国在1898年失去古巴与菲律宾后,就不复存在;二战后,葡萄牙仍不甘心放弃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但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也镇不住要求独立的反抗者,随着中国政府在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葡萄牙也就被“打回原形”。第二是信仰自由与思想自由的世界潮流不可逆转。第三是政治民主化,半岛两国已经完成了实现民主宪政的艰难转型。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独特之处,比如邻近地中海与大西洋的地理环境,对葡葡牙和西班牙人的航海发现肯定有影响。但是,就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而言,哪个国家和民族都逃脱不了共性。我相信《西班牙史》序言作者、牛津大学教授雷蒙德·卡尔所说:要摒弃佛朗哥主义的“西班牙例外论”,就要像研究欧洲其他主要国家一样研究西班牙历史。

  鄢烈山 知名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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