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中：“保障人权”条款须继续修订

　　对话人物

　　陈光中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会名誉会长，上次刑诉法修改时曾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托，起草修改草案，这次全程参与立法机关修改讨论。

　　对话动机

　　时隔16年，刑事诉讼法再次大修。这是中国从1979年制定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迄今第二次大修。1979年-1996年-2012年，两次修改间隔均为16年左右，这次修改并不是终点，刑诉法还有很多重要任务需在未来解决。

　　严打和运动导致刑诉制度倒退

　　新京报：中国从正式出台刑事诉讼法到现在第二次大修已33年，你怎么看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历程？

　　陈光中：我认为刑事诉讼制度和立法总体来说是在进步，但这个过程并不是直线的。

　　1979年我们制定了164条的刑事诉讼法，很粗疏，但毕竟做到了有法可依，结束了靠政策办案的做法。

　　1996年的修改有局限性，但在当时条件下，在推动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方面前行了一大步。

　　这一次修改应该说在完善制度方面又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标志就是在保障人权上加强了，程序正义也更加彰显了。当然有的东西也适度地保证打击犯罪的力度，也是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也表示诉讼法更加成熟。

　　新京报：那为什么说刑事诉讼的进步不是直线的？

　　陈光中：为什么说在曲折中进步呢？很大一个因素是搞运动。1979年刑事诉讼法一公布，本来准备大张旗鼓地宣传，但接下来马上就“严打”，很多东西都受到冲击，冲击最大的就是程序法，搞联合办案，程序就可有可无。

　　“严打”和运动，让程序上有法不依。比如死刑复核程序，刑诉法一直规定的是最高法院，然而一搞严打就修改法院组织法，授权给最高法院作出决定下放死刑复核权，实际上就是适应“严打”需要，下放之后杀得多一点、快一点。这就是明显地倒退，所以这叫有曲折。

　　下次修法应更强调保障人权

　　新京报：刑事诉讼法修改不可能一步到位，下一次修法有什么问题需要重点解决？

　　陈光中：这次刑诉法修改，在第二条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使2004年宪法修改增加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一次突破性地载入了国家基本法律，这应当说是一个来之不易的重大进步。

　　刑诉法第一条写“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我一直主张把“保护人民”改成“保障人权”。第一条是立法宗旨，具有宏观全局性的意义。刑诉法里面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最需要保障人权，重点在于保障被追诉者的人权，因为在刑诉中他属于弱者，被强大的公权力机关追究犯罪。

　　从长远方面来看，第一条、第二条要做统一的重大修改。因为现在第一条和第二条没有全面体现建立公正、权威、高效的司法制度。第一条典型的是以打击为主线，第二条写了保证无罪的人不受追究，要从这两条统一着手进行修改，体现现代法治的理念。

　　人权保障做唯一价值也不现实

　　新京报：立法中，不少公众关心沉默权，认为应该明确地写进法里？

　　陈光中：我的看法是，彻底的沉默权在世界范围看都没怎么做，唯一做的是美国，但美国的沉默权也不是没有争论。

　　英国是沉默权的发源地，我认为中国可以参考英国，英国从绝对沉默权到相对沉默权也有极大地争论。律师、学者反对的占大多数，但是打击犯罪的部门强烈主张要改，最后议会通过。

　　举个例子说，在现场发现你身上有赃物，比如口袋里有毒品，周围脚底下发现有毒品，就会把你带到警察局，或者当场盘问，这时就没有沉默权。英国在四种情况下没有沉默权，我认为沉默权是一种诉讼发展必然要达到的，但相对的沉默权比较符合实际。

　　有人说，把保障人权放在唯一的价值，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一个社会不打击犯罪是不可能的，有犯罪不打击就影响整个社会的利益，影响国家的利益，也影响民众的切身利益。

　　法治进步与经济政治进步互动

　　新京报：这次修改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不够彻底，还需要完善。

　　陈光中：现在可预见到的是非法证据的排除难度很大，实物证据几乎排除不了，言辞证据排除也很难。实际上，从2010年“两高三部”发布两个证据规定到现在已经实行一年半，典型的案例一个都找不到，不是没有案例，而是司法中排除不了。

　　这就带来一个新的问题，这次修改后仍面临实施的问题，也就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应当做却不做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实际上简单一句话，我们学者当初设计时讲证据裁判的程序制裁原则，即违反程序的，特别是严重违反的，一概无效，不限于非法证据排除。但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难以规定进去了，只能留待展望下次了。

　　新京报：这次立法机关为什么不采纳？

　　陈光中：没到时候。民主法治的进步，整体说要有经济、政治、文化的推动，他们是相互协调的。比如说政治体制改革推不动，法治想大进步是不可能的。只有综合地、互动地推进才行。现在我们只能说，在现有的条件下，立足现实，适当超前。

　　适当超前到什么程度就比较复杂了，想什么都一步到位不可能，立法部门的指导思想也是稳步推进。立法部门也是稳中求进，一开始他就提完善刑事诉讼，不是提改革。所以涉及一些难度大的复杂问题都暂时不写。

　　讯问律师在场留待未来考虑

　　新京报：刑事诉讼当中还有重要规则，禁止双重危险规则，比如云南李昌奎案，已经判决了死缓，但再审又给改判成死刑立即执行，不少人批评法院这种做法。

　　陈光中：这次修法没有吸收国际人权公约里的这个规则，将来我们要规定禁止双重危险规则。我也不主张绝对地吸收，禁止双重危险规则是对判决已生效后，不允许重新提起不利于被告的追诉，联合国也主张这不是绝对的，但是首先要坚持这个原则。

　　原来英国是绝对的，现在英国也搞例外，就是重罪，可能要判终身监禁的有26个罪名，如果这种罪漏掉了可以再提起追诉，轻一点的犯罪就算了。我认为中国还可以宽一点，重罪十年以上都可以不使用，十年以下比较轻一点的使用这个禁止双重危险规则。

　　新京报：这些年学术界对刑诉法修改应该建立律师在场制度也有很多呼吁，希望侦查部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允许律师在现场。

　　陈光中：律师在场权这次没有涉及到，是因为难度太大，包括司法部也说做不到，他们说200多个县还没有律师事务所，现在律师辩护率才达到20%，这还是指的一审开庭的辩护率，现在怎么要求人一抓起来律师就在场呢？何况在场律师可能妨碍讯问，讯问防止刑事逼供不一定非得有律师在场。

　　现在立法部门不考虑，实务部门也坚决反对，但这是未来应该考虑的事。

　　本报记者 杨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