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兰 红色女特工的传奇人生(2)

　　（上接C02版）

　　过了几天我再去见陈志皋，装作不经意地问向忠发的案子如何了。打听到抓向忠发的人给蒋介石打电报说已经抓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蒋介石回电“就地正法”。审讯的人发第二个电报说向忠发已经投诚，但收到第一个电报的人急于邀功，已经抢先把向忠发枪决了。我们也算松了口气。

　　陈志皋示爱，为营救工作再婚

　　1934年为更好地开展工作与陈志皋结婚。贺昌在这一年的3月，遭遇国民党伏击，已牺牲。

　　1932年1月25日，父亲不幸病逝，我回家奔丧，但因营救工作需要，组织上没有批准我的请求。我于是到了申江医院暂时隐蔽，而对陈志皋说回家奔丧了，以避免引起外人怀疑。“满七”之后我才走出医院门，得知陈老太爷病重，赶紧去陈家探望，一直服侍老太爷到他3月去世。

　　那时《世界与中国》杂志社的两个人突然在发行所被铺，因为担心周围和他们有来往的人有可能受牵连，组织上让我先去杭州避一避风头。我在杭州期间，虽然不能公开出面从事营救工作，却始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一直通过陈志皋的关系，在幕后策划各方面的营救工作。

　　1933年我回到上海，志皋正式向我求爱，我因为一直惦记着贺昌能把我接到苏区，所以没有答应。1934年，刘伯垂和赵畹华极力想促成这门婚事，他们代表党组织认为志皋是我们在上海营救其他同志的重要关系，如果我能和他组织成家庭，会掩护自己同时也能更好地开展工作。我虽放不下对贺昌的情意，也只好同意了这桩特殊的婚姻。1935年5月，我和志皋在上海中华学艺社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我后来才知道，贺昌在这一年的3月，遭遇国民党伏击，已经牺牲了。

　　被国民党抓捕，杜月笙等营救

　　我们被秘密逮捕，后来连杜月笙、王新衡等人也亲自面见戴笠，希望能放我们出来。

　　1942年12月2日，我生下一个男孩，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产后虚弱一直发高烧。志皋从医院聘请了一位特别护士陆小姐来做家庭护理。12日那天，家里闯进三个不速之客，他们说是警备司的人，要请我去谈话。因为我在病中，无法行走，他们三个人用床上的一条鸭绒被子裹住我的身体，外面再用绳子捆好，头上给我盖了一块毛巾挡风，就用竹床把我抬出门。这一抬就到了曲江火车站，我睁眼一看，志皋已经在那里默然坐着了。

　　我们后来又被从衡阳起解乘火车去桂林，准备再转乘飞机押赴重庆受审。在火车上我巧遇当年父亲的同事张福生，我向他要了纸笔，写了个条子托他寄给重庆青木关教育部李焕之，他是志皋的七妹夫。于是，我们被秘密逮捕的事终于突破封锁传了出去。后来连杜月笙、王新衡等人也亲自面见戴笠，希望能放我们出来。

　　后来国民党判志皋以“挪用公款”的罪名处以七年徒刑，我们在狱中坐牢两年，由陈石君保释出来。出狱后我才知道，我在曲江生的幼子，已夭折。1945年1月，重庆国民政府发出通知，着令我俩交保释放。

　　保沈钧儒赴港，促成上海起义

　　迎接上海解放斗争中，曾经通过国民党空军学校校长做工作劝说蒋介石次子蒋纬国留在上海。

　　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下令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作为民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沈钧儒在上海已经被军统特务严密监视，组织决定让沈老转移到香港。我们利用迁居的聚会，邀请了百余来宾。当日沈钧儒也出席，合影时他还对站在身边的蔡叔厚回眸一顾，站在蔡身侧的就是军统上海站站长王新衡，好在两人并不认识。黄昏时客人们进入大厅赴宴，我悄悄陪沈钧儒在车库乘车，沈老爱惜多年所留长髯不舍得剪去，于是用大围巾围住。外人只当我送生了急病的贵客去医院。

　　我曾经通过国民党空军学校校长做工作劝说蒋介石次子蒋纬国留在上海，后来与蒋纬国的养母一起吃饭时，她说这样似不妥，我就不再勉强，只表示走和平统一是光明大道。另外是通过胡伟克做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的工作，陈大庆是志皋的远房堂侄。那时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正考虑起义，陈大庆对他说了句坚定他起义的话：蒋介石认为他这个倒戈将领不可靠。

　　刘昌义的起义让上海提前解放，并且为上海在基本没有遭受重大破坏的情况下，完整回到人民手中做出贡献。1949年5月27日，我们和几百万市民一起，迎接了上海的大解放。

　　【后续故事】

　　1950年 志皋离沪赴港，此后天各一方再未相见。

　　1950年12月31日 下午，分别20多年的长子宛昌杰从北京来上海，终于团圆。

　　1953年 二儿子贺平被陈赓带到北京，请假去北京，母子相见。

　　1955年 “肃反运动展开”，6月5日半夜被公安局员工带走。

　　1960年初 转送至秦城监狱。

　　1963年冬 宣判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判处管制三年。

　　同年出狱，患卵巢囊肿，在长子家安顿。

　　1966年8月 北京掀起“破四旧”造反抄家风暴。被红卫兵强行剃头，禁闭，睡板凳。某日被红卫兵抽打至三根肋骨断掉。又双手反绑示众。

　　1967年6月10日 被造反派从家里揪出，再次被送进秦城监狱。狱中患高血压，高压达220，请护士记录口头遗嘱。

　　1975年2月 大女儿允中上书邓颖超要求寻查母亲下落。邓颖超批交中央公安部答复。同年5月，释放。

　　1976年2月 送交申诉书，回上海居住。

　　1978年 提请第四次上诉，到北京。

　　1980年4月 宣布无罪。

　　1982年春 进京上访，申诉党籍、党龄问题。

　　1987年 中组部承认1926年入党，但1933年脱党，按1951年重新入党计。继续为党龄申诉。

　　1991年 党龄获得承认。

　　1993年 移居杭州。

　　1995年 撰写自传。

　　（本文据《黄慕兰自传》改写）

　　C02-C03版

　　采写/本报记者 姜妍

　　【她们的回忆】

　　《黄慕兰自传》之外，过去几年之中，还有一批经历过世纪之变的女性发表自己的回忆录。我们回顾这些女性不同的人生选择，对百年中国的变化，会有更加不同的感受。

　　《我的一个世纪》 董竹君 著 三联书店2008年修订版

　　“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董竹君在自传的最后写道。她出生在上海弄堂，13岁被父母买到青楼成了歌女。之后逃出和喜欢的男人结婚，追随去了日本，自此视野全部打开。回到四川的夫家后，无奈苦心追随的人大男子主义，不甘受辱，便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闯荡上海。开的纺织厂毁在日军炮火下，开了锦江饭店日子才好过起来。上海解放后，她不顾朋友反对，把辛苦经营的饭店无偿捐献给国家。“文革”却被抓进了大牢，被释放时已是白发老者。文字中她在传递一种力量，告诉女性要独立才有尊严。而她呢？独立、叛逆、悲伤、美丽……她也有恨、有失望，但是从没有提到一个“悔”。

　　《巨流河》 齐邦媛 著 三联书店2010年版

　　“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这是王德威在后记里对齐邦媛这本书的评价之一。她的愉悦是求学时代的齐邦媛，即便战火纷飞，她还是可以在南开中学里见到张伯苓校长；她还是可以听到朱光潜一字一句吟出雪莱、济慈的诗歌。在讲到华兹华斯的长诗时，朱光潜突然哽咽不止，快步走出教室。在武大的湖边背起济慈的诗歌，多么美好多么愉悦。但悲伤无处不在，不仅仅是炮火的考验，不仅仅是四处漂泊，还有许多更深的个人体验在其中，比如张大飞。张大飞穿着军大衣从远方缓缓走近的模样永远刻在了她的脑海中，他没办法在学校里面背济慈的诗，他要飞上天空去作战，之后故去，然后多年以后，她回到南京在纪念碑上找到他的名字，一切才算尘埃落定。虽然往事中诸多无奈，多年后写下这些文字的人却满怀节制，只是让后人伴着她娓娓道来的文字，感受到时光的流淌，且却自有清明。不管是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还是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都历历在目。

　　《往事》 毛彦文 著 商务印书馆2012年2月版

　　“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大学讲坛上，吴宓毫不避讳地向学生朗诵自己的情诗。毛彦文的知名当然不仅因为这段吴宓对她的苦恋。毛彦文的初恋情人是表哥朱君毅，两个人订婚6年后退婚，12年后，毛彦文接受66岁熊希龄的热烈追求，嫁给她一直称作“伯父”的前国务总理。两年之后，抗战爆发，熊病逝于香港。毛彦文的婚姻遭到了许多的质疑，然而在这本书里她告诉大家，虽然只短短两年，却是幸福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1999年11月10日，中国第一位女留学博士毛彦文于台北逝世，享年101岁，她的落寞与繁华，都在这本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