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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真的太干了,采访前魏德圣坐在咖啡厅的沙发上把眼镜摘掉,把头往后仰,滴起了眼药水。他把眼镜放回鼻梁上,眼睛还因为刚刚滴入了药水而泛红,他连声说抱歉。
2003年,魏德圣在一片质疑声中投资两百万新台币拍了《赛德克·巴莱》的5分钟试拍片,2010年,他在百般困顿中完成了《赛德克·巴莱》。电影上映后出版的这本《跟自己的名字赛跑》的书里,我们能清晰的拎出一条主线,只有一个字——钱!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半,提起当时的困境,坐在沙发上的魏德圣肢体语言立即变得丰富了起来。他抖着腿,挥着手,仿佛又回到了当时场景。没有人投资,他们只好去借钱。“比如有A、B、C三个人,我知道C有钱,但我又不认识C,但我知道A认识B,B又认识C,那我就拜托A去求B,再让B去求C,这样借到钱。我会把借钱的路线都安排好,再让制片人去办”。说这话的时候,他脸上露出像孩子一样得意的神情。
一本书 就让抱怨留在书里
新京报:这本书是当时拍电影时写的,还是事后写的?
魏德圣:是我在电影拍完以后完成的,我按照拍电影时每天的侧记去回想自己心里的感受,遇到的难关。回想的时候情形历历在目,因为每一段都太痛了。这本书其实是把我讲的东西先录音下来,然后再整理出来的。所以文字的风格并不像写出来的,而是跟口述比较接近。
新京报:在拍摄的时候就想到了要出一本这样的书吗?
魏德圣:其实是后来想到的,拍摄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时间,拍完后,工作人员跟我说已经和出版社谈好了,一定要出,我就只好硬着头皮来。但我自己写不出来,所以就找个人像采访一样讲给他听,让他整理。其实回顾的过程我也真的跟着又痛了一次。
新京报:如果让我给这本书归纳一个主线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字——钱。
魏德圣:钱的确是我们最头疼的事,但不要再抱怨了。抱怨就留在书里吧,我也不要再做抱怨的人。
新京报:书中你也提到拍片遇到很多问题,比如韩国组要撤,天气不配合等等。我想知道这么多困难,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个?
魏德圣:最难的真的是天气。天气永远让我们停滞不前。我们最后一场大战的戏,就是原住民要攻进部落里面,单单拍从后面攻进的那一个镜头,我们试三次才成功。这个镜头是需要有太阳的,我们等了两个礼拜都没有太阳,那我们只好放弃先去别的地方拍别的镜头。但是往好处想,因为不断的延期,反而给了我们更多训练演员的机会,让演员的表演越来越扎实。其实是挺幸运的,我们也会自我安慰说他们的祖灵有在跟着我们,因为今天演员的状态最好,所以才给我们最合适的天气。所以说不幸可能是不幸,但是说幸运又真的很幸运。
一部电影 让原住民走路有风
新京报:说到祖灵,你是不是很希望可以在电影中表现出原住民的信仰?
魏德圣:希望是希望,但是这次的国际版本这部分要削弱一些。原来四个半小时的版本可以把这部分铺陈的比较深入,但对于台湾以外的观众来说,他们会觉得太长了,太累了。他们只要了解,知道就可以了,而不用深入到这种文化的核心部分。所以新剪辑的版本,探讨文化的部分可能会少一些,那些原住民生活美学上的描写也会降一点。
新京报:但作为导演,你自己对这雾社事件的了解却必须深入到核心。
魏德圣:是这样的。其实真正的雾社事件是一场蛮残忍的屠杀,观众可能一时间会很难接受。所以你一定要用很长时间去铺陈、酝酿,才会帮助观众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因为国际版本中关于文化性的部分被削弱了,所以雾社事件那一场就不能完整呈现给观众,那些太过于挑战的东西就不要出现,比如去刺杀女人和孩子的画面,如果你呈现了,观众会接受不了。威尼斯我们也是失败在这个地方,我们只想一味的削弱,却忽视了观众的接受问题。少了文化的部分,他们很难认同,所以就产生了误解。
新京报:在片子拍之前,其实赛德克族对于拍这部电影的看法还是各有纷争。现在片子出来了,他们的态度如何呢?
魏德圣:大部分人还是认同,但门户之见比较重的原住民还是会有意见,他们会觉得把他们祖先拍得不够英勇。比如看完上集,铁木·瓦力斯那个部落的人会觉得你是在乱拍,我们不是这样的,但看完下集铁木·瓦力斯部落的人不说话了,满意了,他们对立的部落又会觉得自己没有被拍好,没有表现出那种英勇来。大家可能都希望自己的部落是完全正面的,没有瑕疵的。虽然他们会指出有错误的地方,但他们都会觉得这部电影让原住民可以走路有风,可以为自己的民族自豪。他们都会认同这一点。对我来讲这样也就够了。
一段历史 一个关于活着的故事
新京报:所以你拍雾社事件也是想表现出它更多的层面?
魏德圣:对啊,其实里面有很多反思。英雄不是那么绝对,坏人也不是那么绝对,都是处在不同的立场,逼不得已的。日本人也是,原住民也是,汉人也是,他们要不没得选,要不只能二选一,却明明知道不会有好结果,其实是很可怜的,人都是这样的,总面对不同的选择,做也错,不做也错。
新京报:你也是这样吗?
魏德圣:每天都是这样,拍还是不拍呢?拍又没有钱,不拍又完成不了自己想做的事,不能证明自己,人每天都在做这种选择不是吗?
新京报:抛去电影立场不说,你个人看待雾社事件的立场是什么?
魏德圣:就是因为越了解越觉得模糊,所以我决定不要有立场,我反而是想帮每个人找到他们当时处在那个环境中所必须选择的立场,来让观众判断。其实立场会让人变得目光狭隘。
新京报:其实你是希望观众可以用一种更宽容的心来看待这部电影,不是用阶级、身份,而是用人的角度?
魏德圣:我知道很多观众总是抱着检验的心态来看电影的,他们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你不歌颂文明,而要表现野蛮。但我希望观众可以把自己的价值观、教育水平拿掉,放心地来接收作者要给你的讯息,而不是带着一个文明的成见进来,这样我们才能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
新京报:有报道说你最初对赛德克这个族群比较感兴趣是因为他们的死亡方式很特别,拍摄过程中您经历了这么多,也有同仁离去,现在你会对死亡有一些新的感触吗?
魏德圣:有,感触就是要活着。我拍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但一直到拍完电影,声音做完之后,整部电影看下来,我才发现我要讲的是一个活着的故事,而不是死亡。电影的过程好像是描述这些战士奔赴死亡的旅程,但终点我是要表现他们活下来,我要讲的是活下来的故事。生命是要延续的,不要浪费。
■ 历史
雾社事件 台湾受日本统治时期发生在台湾台中州能高郡雾社的抗日行动。事件是由于当地赛德克族(马赫坡社),因为不满台湾总督府与地方政府的压迫而发起,牺牲人数近千人,事件领导人莫那鲁道自杀,参与行动的部落几遭灭族。2011年魏德圣执导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即以这段历史为背景。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姜妍 实习生 江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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