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动力来自进一步解放思想

　　【关键词】改革动力

　　在改革初期，来自民众的极大热情掀起了改革的浪潮；之后，政府主导了改革的进程，改革也因此成为国家行为。而今，改革在事实上出现了胶着状态，那么，改革的动力弱化了吗？新阶段改革的动力又在哪里？

　　迟福林 建议成立中央“改革协调小组”

　　【没有具体的措施，就很难让公众看到希望；而看不到希望的改革，自然不会有动力。】

　　当公众看到改革能带来利益的时候，改革自然就有了动力。如果改革仅仅停留于口号，没有具体的措施，就很难让公众看到希望；而看不到希望的改革，自然不会有动力。

　　所以，顶层设计的问题才会凸显出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但是，应当看到，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需要中央层面强有力的改革协调机构来具体落实。

　　第一，建议建立由中央主要领导直接牵头的改革协调小组，统筹决策，协调重大改革。

　　第二，建议在中央改革协调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设立精干的改革协调机构，以加强改革的规划、协调和指导。

　　第三，建议在改革协调机构设置专家咨询委员会，建立常态化的工作机制，组建完整的专家咨询网络体系，为改革决策提供独立、客观、专业的政策建议。

　　袁绪程 倒逼机制帮助寻找改革动力

　　【改革是充满风险的，但若与不改革相比，不改革的风险更大，两害相权取其轻。】

　　改革的动力成因很多，并不是很清晰。那么，动力来自哪里呢？

　　一是来自利益追求。这个利益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而是公共利益，通过改革带来新的利益，一旦绝大多数人有利益，改革自然就有动力了。如果只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的利益受损，改革自然进行不下去。如果有的人利益受损，就要想办法弥补。

　　二是来自理想主义。比如执政者出于执政党的长期执政，国家的长治久安的考虑。从一个较长的时期看，理想主义带来的长期利益实际上大于短期利益之和。

　　因此，对利益格局的调整，是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结合起来，现实中的改革往往是倒逼出来的。而倒逼出来的总是有副作用的。

　　最有利的做法是主动改革，由政府主动地、自上而下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基调就是将短期的改良策略和长效的体制改革策略结合起来，在治本的基础上治标，在治标的过程中推进治本。在矛盾没有激化之前事先改革消除隐患，在问题爆发之后，因势利导，顺势推动改革。

　　当然，改革是充满风险的，但若与不改革相比，不改革的风险更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就像人民日报评论所说，“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郑永年 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引导社会动力

　　【社会体制改革介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承上启下，不推行社会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无法保障，并且还会损伤到市场经济。】

　　中国的改革动力还是很多的，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改革的动力。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讨论的“重庆模式”、“广东模式”，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不管你认可不认可，作为地方这种改革的动力不能忽视。但是，这种动力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太大了。比如，以前深圳曾计划推行人大代表工作室，结果不知什么原因就无法做下去了。

　　改革就是两点，一个是往哪走，就是方向问题；一个是怎么走，就是行动问题。现在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行动上就要服从这个方向。现实却是，有一些行为是违背这个方向的。比如说，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发展民营经济，要抓大放小；要调控这种经济格局，那么就要由银行体系的改革，来服务于民营经济。

　　之前提出的“小康社会”、“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方向都是好的，关键是怎么走，而这决定了改革的动力和阻力。以前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引导社会动力，现在则需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来引导社会动力。

　　因为社会体制改革介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承上启下，不推行社会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无法保障，并且还会损伤到市场经济，现在经济领域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食品安全问题、药品安全问题，就是征兆。

　　党国英 进一步解放思想是最大的动力

　　【没有交流，就会有陌生感；有了陌生感，慢慢就敌对。没有听证会，至少要有对话。】

　　动力就个词本身不好定，最好说是启动。如今，真该认真想想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了。

　　比如，过去，对土地，要靠武力夺回来；现在，有的地方政府下一个通知就征用了。显然，这是很不合适的，这就需要从“革命”的观念，转向“共和”的观念。

　　另外要注意利益分配应遵循的原则，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要保持，在市场调节的过程中，权力要做微调，凡是妨碍自由的，都要清理；凡是推动自由的，都要支持。

　　改革的另一个动力，或者说突破，就是产权改革。

　　至于改革的顶层设计，那就是要统盘考虑，恢复“改革委”，解决反垄断、放权、土地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可以对政策再做微调。这其实是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就是农地改革。人家愿意通过市场的手段交易农地，只要符合规划，就都应该可以。

　　在这个时候，公众、媒体的作用就会非常大，他们能做什么？那就是推动和政府之间的对话。我有时候在媒体上写写文章，有时候参加一些部委的会，感觉咱们的对话很不够。像各地的人民代表大会，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会议，但人家会有很多听证会。咱们没有听证会，至少要有对话。在这方面，必须要解放思想。

　　至于对话的设计，比如恢复改革委员会，设立咨询机构，深入民间。总之一句话，一定要交流。社会心理学上有一句话，没有交流，就会有陌生感；有了陌生感，慢慢就敌对。政府首先要放下身段，要深入民间，要交流，不能走马观花。

　　周超 正视现实问题就有改革动力

　　【社会建设应着力构建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既分化和又良性互动的新格局。】

　　发现了存在的问题，才会有改革的动力。

　　还以广东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社会转型快，流动人口多，社会管理任务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早发多发；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观，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社会结构不尽合理，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重管理轻服务以及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

　　这样，就必须从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分析和把握广东社会建设的历史机遇和使命。1949年-1979年，社会主义建设近30年，只有“主义”，没有了“社会”和“市场”；1978年-2007年，改革开放30年，市场、社会开始从国家单元体系中逐步分化出来，但在以效率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又把“经济政策”外推和应用到社会领域，结果是“只有经济政策而缺乏有效的社会政策”；2007年至今，践行“构建和谐社会”。下一步，社会建设应着力构建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既分化和又良性互动的新格局。

　　以“社会”为例。社会主体需要更多元化地发展，需要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加快社会领域的立法；深化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目标导向是朝NGO和NPO转型；培育和壮大民间社会组织、群众团体。

　　为此，政府要真正承担起社会建设最基本的职责：一是规则制定，作规则制定者，即社会建设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的制定者；二是规则维护，作“裁判员”，即社会建设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三是政策引导，作“教练员”，即社会建设方向和价值的引导者，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从而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作小政府，从全能政府向限政府转变；作决策型政府，从划桨向掌舵转变；作服务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作法治政府，即自我限权的政府，真正实现“小政府，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