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梧：调整既得利益格局要下决心

　　昨日，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就目前的改革形势、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要看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经济社会等方面逐步积累起来的问题，许多已经到了“临界点”，再不解决会引起比较大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

　　我们现在的收入分配，是倒“丁”字形，上层的一小块，中间很细，下面一大块。这样下去，两极分化会造成社会的断裂。

　　困难在于收入分配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涉及到社会管理问题，也涉及到既得利益格局的调整。

　　现在改革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如何划分。必须划定政府和市场的界限。

　　话改革

　　改革到了“临界点”

　　新京报：温家宝总理年初重提了小平南巡讲话“不改革死路一条”，《人民日报》也发了评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也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现在我们的改革面临什么形势？

　　宋晓梧：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等各方面，应该说问题都比较突出了。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各个方面活力确实因为市场化的改革调动起来了，国有企业也搞活了。这些年经济上取得的成绩世界瞩目。

　　但发展有阶段性，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有些问题考虑得并不是非常全面。要看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经济社会等方面逐步积累起来的问题，许多已经到了“临界点”，再不解决会引起比较大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

　　新京报：你强调临界点，到了什么样的临界点？

　　宋晓梧：正像温家宝总理这次重提邓小平的讲话“不改革就死路一条”。

　　新京报：哪些地方到了临界点？

　　宋晓梧：一是经济结构严重扭曲。比如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内需外需的比例失调、产能严重过剩，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劳动力成本压得过低。

　　社会方面的问题更突出，像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劳资矛盾尖锐等。按社科院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与世界上人均GDP大致相同的国家相比，我们的社会结构比经济结构滞后15年。这是社会问题多发的主要原因。

　　现在收入分配是倒“丁”字形

　　新京报：有人觉得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形势一片大好。

　　宋晓梧：确实，有些学者和官员，认为经济发展这么快，形势很好。对比欧美现在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更是认为我们一枝独秀。照原样坚持干下去，过15年、20年，GDP总量世界第一了，经济、社会问题自然会解决。这种观点仍然是“唯GDP”论。好像人均GDP发展到了1万多美元，经济、社会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这是本末倒置。如果我们不解决当前的经济结构扭曲、不解决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我们的经济就很难再有比较平稳的增长，而且将来社会可能出现大问题。

　　新京报：你刚才讲了经济结构扭曲，会带来什么问题？

　　宋晓梧：南美各国的经验教训很多，可能导致发展停顿、中断，社会矛盾剧烈爆发。我们的收入分配差距，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跟我们差不多的中等收入国家。如果再继续扩大，很危险。收入差距问题，已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

　　新京报：收入分配直接影响普通人对经济发展的感受。

　　宋晓梧：现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在国内，一部分有钱的人，可以买30、50套房在那里等着涨价，普通老百姓连一套都买不起。我们现在的收入分配，是倒“丁”字形，上层的一小块，中间很细，下面一大块。这样下去，两极分化会造成社会的断裂。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最大的特点是共同富裕。如果分配差距过大长期得不到解决，会严重损害社会的凝聚力。

　　新京报：收入分配改革，现在似乎推动的阻力很大，阻力、困难到底在什么地方？

　　宋晓梧：困难在于收入分配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涉及到社会管理，也涉及到既得利益格局的调整。比如行政性垄断行业，享受行政垄断的优势。我们的行业差距过大，但有的根本不承认有行政性垄断行业，调整起来都很难。

　　三公公开关键在社会监督

　　新京报：关键是打破既得利益格局不容易。

　　宋晓梧：要调整既得利益格局，比较困难。这种调整，和刚开始改革开放不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刚开始改革开放是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使大多数人得益。现在要调整利益格局，收入高的那部分可能有点损失。国家财力大大提高了，“提低”有了本钱，但“限高”很难。如果“提低”的速度赶不上高收入者的增长速度，收入差距还会扩大。

　　新京报：具体该怎么做？

　　宋晓梧：关键要下决心。比如，行政性垄断行业收入过高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务院会议上就说要解决，至今举步维艰。

　　新京报：有些试点已经启动，但推进比较缓慢，比如官员的财产申报。

　　宋晓梧：用不着试点。就是下不下决心，从上到下。

　　新京报：你支持官员财产公开吗？

　　宋晓梧：我当然可以，我有多少房产，多少财产，老婆孩子干什么的，都可以。

　　新京报：从去年，中央开始公布部委“三公”数据，有人反映看不懂，太笼统。

　　宋晓梧：这算是很大的进步。一些数据我也看不懂，不知道为什么有的部门花的钱那么少，有的部门花得那么多。我也没有条件去核实这些数据。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有没有社会监督，只靠部委自己公布还不够。

　　中央应协调各地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新京报：现在有说法，月收入7500元都没有安全感。

　　宋晓梧：改革初期人均200多美元，现在4600多美元，眼看奔5000多美元了。但好像社会不稳定的情况还增加了，怨气多了，不安全感多了。

　　新京报：普通人的安全感怎么增加？

　　宋晓梧：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能够走回头路，再搞铁饭碗，大锅饭。社会保障应该更加完善。近年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有很大进展，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基本全覆盖了。

　　但社会保障体系也存在问题，如社保的“逆向转移”。二次分配，应该弥补一次分配的差距，这是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但现在我们的二次分配在一些方面甚至扩大了一次分配的差距，成了“逆向转移”。

　　新京报：你去年的提案要求解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双轨制问题。

　　宋晓梧：这个问题提了多少年，还是解决不了。社会保障是中央定原则、框架，地方定具体的标准、实施细则。这样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有钱提高当地的保障、福利水平。结果收入分配的区域差距随着二次分配逆向转移，差距更加扩大。当然，中央对欠发达地区有转移支付，还有扶贫项目，那是缩小一次分配差距的。我很担心二次分配扩大了一次分配的差距。

　　新京报：社会保障的区域差别也很大。

　　宋晓梧：对，过去是地方定标准、地方定实施细则，应该改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要适当、适时提到中央，由中央平衡各地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同时要建立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机制，保证全体国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新京报：你意思是这些标准都由中央层面定？

　　宋晓梧：应当由中央协调各地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新京报：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你怎么看？

　　宋晓梧：现在改革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如何划分。必须划定政府和市场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