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的“异数” 校园里的“风景”

　　【怀念学术大师朱维铮】

　　朱维铮是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异数”，也是大学校园中难得的一道风景。他究竟在课堂上讲过什么，一拨又一拨学子或许并不记得了，最难忘还是他的风度、犀利，引经据典的博大，警句名言式的精深。当然，还有朱维铮对现实始终如一的关切和大胆表达。

　　2012年3月10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在与病魔搏斗了一年后，还是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朱维铮是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异数”，也是大学校园中难得的一道风景。他究竟在课堂上讲过什么，一拨又一拨学子或许并不记得了，最难忘还是他的风度、犀利，引经据典的博大，警句名言式的精深。当然，还有朱维铮对现实始终如一的关切和大胆表达，在一代又一代学子身上留下不灭印痕。

　　如果从学术史脉络说，朱维铮是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再传弟子，也是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学术传人。学源正宗与优势杂交铸就了朱维铮的学问世界，而几次特殊机缘又是他学问人生之所以如此的外因。

　　他对写作组的生活不后悔

　　一个机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刚刚毕业留校的朱维铮为陈守实教授做助教。跟随陈守实，朱维铮认真研读《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原典，极大丰富了理论素养。更为重要的是，陈守实指导阅读的马克思，还没有夹杂后来的教条。这是朱维铮的幸运。

　　后来许多人以为朱维铮的学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叛，是异类。这其实是对朱维铮学术的误解。在学术基本面，朱维铮所坚守的就是“唯物史观”，只是他所坚守的这个唯物史观缺少了一个“认证”，是他追随陈守实从马克思主义原典直接获取，这从他上个世纪几篇有关唯物史观的文章中可以体会出来。

　　奠定朱维铮学术基础的第二个特殊机缘，是他遇到了周予同。周予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主持编写《中国历史文选》，刚毕业的朱维铮有幸跟着打下手，借书或查找资料。那时没有现在方便的检索工具，繁琐的查找、阅读和编写题解、注释初稿，使朱维铮不知不觉中熟悉了历代典籍，知道了学问方法。

　　名师出高徒。陈守实、周予同，还有复旦更多名师的指点，使朱维铮很快成为一个优秀的学术青年，然而突然而至的“文革”，将朱维铮等复旦一大批有学问的老中青学者卷了进去。

　　二十多岁的小青年突然进入上海乃至全国的政治高层，春风得意的短暂日子使朱维铮后来为此付出十几年的“牛棚”代价。不过，根据朱维铮的说法，他对写作组的生活并不后悔，因为那里确实潜藏着一批有学问的高人，朱维铮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学问方法，学到了文章做法。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喜欢对学生夸耀自己是从“文痞训练班”毕业的。

　　“牛棚”生涯逼着朱维铮只能借书解闷。无聊便读书，是中国读书人的老路数。再加上他之前十几年不知不觉的训练、被训练，等到“文革”晚期“评法批儒”开始，朱维铮竟然成为“有学问”、可利用的人，被安排辅导工农兵学员注释章太炎的作品。这个特殊机遇不仅使朱维铮有了展示才华的合适途径，而且奠定了他后来学术生涯的基础。“文革”结束，朱维铮与另一位复旦才子姜义华合作出版《章太炎选集》。这虽然只是一个选本，但其题解、注释，体现了两位作者极为深厚的学术功力。

　　浪费天才成就读书人的幸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初那短暂几年里，朱维铮和姜义华、李华兴“三剑客”组合，使他们快速提升了在学术界的排名。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组合，他们的合作作品也确实展现出真知灼见，复旦中国思想文化史专业在全国高校迅速崛起，成为重镇。稍后，南北学者合作《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出版，中国文化国际会议在上海召开，并由此渐渐兴起中国文化研究热潮。在这一系列学术活动中，朱维铮都是重要人物。

　　就个人研究而言，朱维铮在八十年代有几项重要工作。一是以蔡尚思的名义出版《孔子思想体系》，这部著作从历史学的立场重新估价孔子的思想，特别是根据历代尤其是清代学者的研究，对孔子经历的考订，使先前中国思想史、孔子研究有了很大改变。是新时期比较正面评估孔子价值的重要作品，对于后来儒学热、国学热具有相当作用。

　　朱维铮值得称说的另外一项工作是将周予同散见的经学史论文结集并仔细校订。按理说周予同并不只有朱维铮一个助手，更不是只有他一个学生，但是只有朱维铮投入巨大经历从事这项工作，不仅传播了周予同经学史成就，而且展示了朱维铮本人的经学史见解。那篇作为前言的《经学史研究五十年》，其实就是朱维铮经学史研究代表作，他后来的《经学史十讲》等相关作品，其实都没有超出这篇长文的规范。

　　当然，八十年代，朱维铮还有一篇重要的经学史文章，专门考订汉武帝“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这篇文章发在一个非常专门的论文集中，但在圈内却获得了极高知名度，被誉为中国经学史研究典范之作。

　　或许是追随周予同编写《中国历史文选》的缘故，朱维铮毕生对于“选学”具有天然兴趣，而且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许多人认为对于他的才华来说，这些选编真的是在浪费天才，但朱维铮却乐此不疲，一如既往。他所整理的《梁启超清学史二种》、章太炎《訄书》及《检论》，还有那一大套“中国近代学术名著”，虽说耗尽了朱维铮的精力，但确实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个难得的善本。这是读书人的幸运，尽管浪费了朱维铮的天才。

　　为声名所累，传世作品太少

　　朱维铮或许像一些人所说，留下的传世作品太少了，凭着他的才气和勤奋，他确实应该多留下几部著作。朱维铮或许后来为声名所累，不敢轻易出手，最能表现他学识与见解的《中国史学史》、《中国经学史》其实都没有出版，前者他至少讲了三十遍，后者也不下于十多次。他个人太看重这些了，因而一遍又一遍地检视增补，不厌其烦。

　　现在坊间看到且使朱维铮赢得巨大声誉的是《走出中世纪》正续编，还有个别编目重复收入的《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壶里春秋》等。这几部著作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篇篇小题目，只是类似于读书笔记一样的作品。其实，这些著作尤其是《走出中世纪》正续编，真的代表了朱维铮对中国文明与历史的看法，如果要想准确评估这几部著作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不妨将这些作品与章太炎的《訄书》及《检论》相比较。按照朱维铮的分析，章太炎这些零散作品不仅展示了作者对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宏阔视野，而且蕴含着作者营造中国历史文化新解释体系的野心及尝试。

　　朱维铮对章太炎的这个评价其实就是夫子自道。他对自己这几部作品的自我感觉，就像他评价章太炎一样，零散短篇组合深意存焉，确实体现了朱维铮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观察，蕴含着作者重构中国历史文化解释体系的学术野心。

　　在朱维铮生命最后几年，他的兴趣转移至中国近代政治史的观察上。他为报刊撰写了一系列短文，后被结集为《重读近代史》。这部最新著作体现了朱维铮那代学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新看法，许多观点确实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不过实事求是地说，由于作者年岁大了，没有办法阅读更多原始文献，没有办法追踪最新研究，作者的看法只是那代人的出新，是作者的天才猜测，没有像《走出中世纪》那样体现学术上的整体超越。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