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当程序实现人权保障

　　有“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于3月14日完成了第二次大修。在“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8年之后，这一原则再度“入宪”。但人们关注的焦点，已不再是原则的文本宣示，而是实现这一原则的具体制度设计。

　　刑诉法的使命，正是要让宪法原则从文本走向地面。承载这一使命的，就是正当程序。

　　在中国的法律发展史上，出礼入刑、诸法合体、程序实体不分都留下极为鲜明的烙印。同样是分配食物，“孔融让梨”虽是佳话却无法推而广之。“程序优先”虽然冰冷却更获认同——让切蛋糕的人后拿，让不切的人先拿。有了程序的正义，才能保证结果的正义。这就是正当程序的力量。

　　在一个缺乏程序法治传承的国土上推进正当程序，总是充满了挑战。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主持制定《刑事诉讼律草案》。此案虽“折中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却仍难逃礼教派的围攻，未及出生即已夭亡。

　　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曾有《刑事诉讼法草案》数易其稿，却因“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干扰，均告搁浅。

　　至1979年，法制恢复重建。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一并，成为最早出炉的国家基本法律。但这部刑事诉讼法，以惩罚犯罪为主要任务，至于被告人的权益、侦诉审的独立性等，均被忽略。察其制度根源，辩方被排斥在“刑事司法生产线”外，是一主因。

　　1996年，刑诉法第一次大修。“公检法流水作业”开始转向“控辩审三角架构”。职权主义色彩浓厚的中国刑事司法，也被引入了对抗制诉讼的亮点。刑事法庭上甚至有了“交叉询问”。新增补的“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被普遍认为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

　　当然，这些还远远不够。因为我们的控辩审三角，仍处于控辩失衡的状态。要实现正当程序，就得扶正这个“三角”，让裁判方回归中立，也让人权保障兼顾包括被告人和被害人在内的所有诉讼参与人。

　　于是，我们看到了刑诉法的第二次全面修正：它强调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它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它把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

　　一些长期在法外运行的潜规则，也开始进入程序法治的规范范围。增设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增加专节规定技术侦查，拘传持续的最长时间延至24小时等，也得以固定下来。这些条款在执行过程中能否兼顾私权的保障，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从“人权宪法”的角度来观察此次刑诉法修订，权利保障与权力扩张互有得失。它注定不会令所有人满意。激烈的争议倒是更凸显出它的真实——立法本就是妥协的艺术，较之历史上的“全票通过”，这才是立法的常态。

　　这次刑诉法大修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属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得以扩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刑诉法并不只是关乎“警察”与“小偷”的适用法，它离我们是如此之近——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告人，或是下一个被害人。这正是人权保障得以入法的社会基础。

　　而今，刑诉法的法条修正告一段落，司法者的理念修正仍将继续。因为他们决定着纸上的正当程序能否真正降临地面。相比起参与修法，监督司法同样需要公众的热情。司法与民意的良性互动，也是正当程序的当然内容。

　　□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