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望是真切沉重的，但希望还在

　　一位诗人，在大学课堂给年轻人讲诗，总会被人轻易认定为美好诗意之事。但从她的新书《上课记》可以窥见，现实比浪漫的想象复杂得多。

　　自2005年始，诗人王小妮成为海南大学教授。站在讲台上，她面对的是可寄以希望的年轻人，也是苦读多年走过高考的沧桑学子。他们单纯热烈，是未来时代的主人翁，有纷繁的梦想与追求，也承载了此一时代的沉重。

　　作为一位母亲，王小妮曾经对教育现状有极深的忧虑与焦急，担心自己的孩子被损害、被无谓地消耗，担心他遭遇不必要的丧失、倦怠、困苦，担心他在齿轮螺丝钉构成的教育工厂中，被虚伪、阿谀、逢迎等熏污，担心他来不及好好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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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终于还是长大了，教育并没有损伤他的正直、善良、独立自主。王小妮对未来的信任与希望正落于此:人性中蕴藏着独立意志和善。于是，尽管失望是真切沉重的，但希望还在。

　　【人物简介】

　　王小妮 1955年生，作品除诗歌外，涉及小说、散文、随笔等。2000年秋参加在东京举行的“世界诗人节”。2001年夏受德国幽堡基金会邀请赴德讲学。2003年获得由中国诗歌界最具有影响力的三家核心期刊《星星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联合颁发的“中国2002年度诗歌奖”。曾获美国安高诗歌奖。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其“上课记”系列散文曾获首届朱自清散文奖，今年结集出版。

　　【手记】

　　坚持不成为现实的同谋

　　在母亲的位置上，在大学教师的位置上，王小妮看到太多与教育有关的乖谬与晦暗，她并不是一位坚定的教育理想主义者，因缘际会走上大学讲台，她不准备与那些乖谬晦暗作战，亦不欲针砭其弊，而是“以纯粹个人的品质和责任对待每一个学生”，成为一个好老师。

　　多年来，王小妮宽和地倾听学生，努力去理解他们，关心他们，却发现自己用心植入课堂的价值原则与底线，在学生的真实生活中常被无意识地遗忘了。似乎有一种力量，胁迫着她的学生往另一个方向走去，他们关心分数紧张考试、被学生会的权势诱惑、急功近利、屈服于物质、抱怨生活。很多次她离开教室和学生结束闲谈分手，超越一时一事的大悲哀扑向她，“这是真实的深及精神的悲哀”。而她仍努力着去发现年轻人身上最小的纯净，并将其说出来。

　　现实的沮丧，是每个人参与的结果，希望，也在每个人身上。教育的效果在未来，如果能改变或触动年轻人的内心，未来的一部分亦将发生改变。王小妮没有与那些痛声疾呼教育之恶的人站在一起。她理解制度环境败坏毒害个人的能力，也为孩子们身上丧失的独立与自由伤心，终究还是相信善的力量：“他们是未来社会的根基，如果他们能清晰设定做人的基本底线，我们或许不该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在我们的采访最后，王小妮说：“我也快退却了。”她敏感善良，带着对生活对人最大的善意，努力让自己的课堂变得丰饶，期待能启发学生身上潜行向前的力量，但还是有掩不住的黯然神伤。

　　■ 对话

　　价值观底线，源于生命本性

　　新京报：你自己提到“从来没有对我以外的世界投入过热忱和主动”，那么，当你以老师的身份，站在一群年轻人面前，打开自我世界的界限，你有过倦怠吗？

　　王小妮：有失望但几乎没倦怠。更多是感谢，能忽然离这些年轻人这么近，从各自不同的人身上感到生命不屈从的力量。

　　也许一直有用文字表达不出来的东西，自己并没发觉，突然它们获得了另一条奔涌的渠道。

　　新京报：“有时候去上课，感觉一路奔跑着急着要同他们交谈，一个悲观的人能在今天这么做，真是自我的拯救”，与学生“交谈”的意义，为何在你那里会那么隆重，以至于到“自我拯救”？

　　王小妮：这个和上个问题相关联，有衔接。默默地独自的悲观的内心能有一部分获得表述的机会，甚至可能获得理解或者认同，你在心里想来想去的某些东西能部分地向别人转述，而且，是可以寄以期待的年轻人。

　　写诗是一种自救，当和后来人交流时从中感受到了宽延的救赎的可能，如果是真的，多好的一件事。

　　每代人都需要生命的底线

　　新京报：1955年出生的你，在精神成长最为郁勃的年华里，遭遇的是一个错乱动荡的年代。你自己是怎样设定做人的基本底线的？在现实课堂与生活中，你会与学生分享对这底线的理解吗？

　　王小妮：我是对“文革”有准确记忆的见证者，写过一组小说“1966年”。在我的经历中，价值观的底线从来不源于学校教育，后来的学生们相信也如此。我更坚信它源于生命的本性。本性爱自由，本性爱同类，本性厌恶欺压告密等等。

　　好的老师好的课，一定带有它独有的个性气息，这其中不可能避得开价值底线。当然，这种底线的不断碰触，是自然的无处不在的，这可不是“思想品德课”。

　　新京报：在《上课记》里发现你对年轻一代对学生，有着难以掩饰的失望，你是怎样对待并处理这样的失望情绪？

　　王小妮：情绪总是在变，失望和希望，失落和耸动，就这么纠结交错着。就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学期，有过一次深深的失望，直接在课堂上讲出来，接下来没课的一天半时间，几乎不能脱离那情绪。直到再有课，是另外一个班，进教室的时候走得很慢，看着已经到了的学生们，我发现我内心里真是很喜欢他们，虽然不是同一拨人，忽然，一瞬间就释怀了，这个书里没有，“2012年上课记”刚刚开始写，还没写到这段。

　　新京报：孩子们不能真实地省察自己，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与认知，对此的忧虑，在《上课记》里能找到很多。你为何看重对自我的思考与表达？

　　王小妮：自我是最真实真切和可知可控的，如果把自我都给丢了，人还有什么？过去，或者现在很多场合，总在强调集体，我从来就怀疑这个，没有好的真实的个体，集体不存在。

　　我也快退却了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很多学生来自农村。这意味着他们一旦毕业，举步维艰，社会的不公平不正义，很残酷地伤害他们。作为他们的老师，你会为此感到焦虑吗？

　　王小妮：焦虑说重了，忧虑更准确吧。时常冒出担心，而这担心从一个个个体，渐渐汇聚成一个足够庞大的群体，这时候倒是真忧虑。

　　我几乎什么也做不了，想介绍一个同学到深圳的报社实习，举手之劳吧，可报社的朋友很为难，连实习一个月都是件难办的事了。我能做的也许只剩了告诉他们春运回家“钱要贴着肉”。

　　新京报：你曾说，诗歌可以成为容人安居的寓所，教育可能让你安居其中产生梦想吗？

　　王小妮：没大目标，更没梦想，想想下两节课怎么上得比今天好点，更生动更有新意，像寻找一首诗的走向一样，短暂地享受其中。出了一间教室和一张课表，其他都是你无力去做，完全没有幻想空间的。

　　你看到的只是能够写出来的一本《上课记》，它怎么能和独自躲在诗里相比，它只能令人焦灼其中。我也快退却了。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朱桂英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