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回到中国，也许不再离开

　　朱桂英小姐你好：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书感兴趣。

　　坦白说，许多年来，我都没有想过它们可以在中国大陆出版，我也没有想到人们会感兴趣。现在，我的书和故事终于能在它们发生的地方被读到。我为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心怀感激。

　　毫无疑问，那是我人生中最紧张的两年，而且是我个人变化最大的时期。现在看来，我在人生中正确的时候去了那里。如果我早些时候到涪陵，我不会有能力观察得如此仔细，也不会让自己与涪陵紧密相连。

　　你问我认为中国现在需要什么。作为一个作家，我并不乐于给出建议或者做出预测。我把我的工作看作是描述性的，而非规定性的。

　　我多年以来的观察，让我对于中国人民的能力非常乐观。同时，对于挑战我也保持现实主义的态度。我充满希望，但同时非常现实，我知道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Yours，Peter

　　感激中译本良好的翻译质量

　　我在开罗非常忙，这一周也是过得极为忙碌，迟复为歉。读你充满思考的信真是非常愉快，我对此不胜感激。

　　坦白说，许多年来，我都没有想过它们可以在中国大陆出版，我也没有想到人们会感兴趣。我以为中国读者大概会觉得这些书“太外国”或者“太美国”。但是我一直为它们长久以来无法和中国读者见面而感到难过。这对于外国写作者来说是一个难题——有时候你感觉只是在出口故事而已。如果既能为中国写作，又能为中国以外的世界写作，无疑更加合理。现在，我的书和故事终于能在它们发生的地方被读到。我为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心怀感激。

　　我同样感激的是中译本良好的翻译质量。无论是《寻路中国》还是《江城》，李雪顺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并卓有成效。我的岳母是中国人，她在大陆和台湾都曾受过教育。读过两版中译本后，她对李雪顺的译本评价极高。我和李雪顺1996年在涪陵相识，已经认识多年，我坚信正是他对涪陵和对我的熟悉，让此译本别具一格。

　　努力让自己融入中国的社会文化

　　回顾在涪陵的生活和书的写作，我感到非常惊讶，所有这一切竟发生在短短的两年。毫无疑问，那是我人生中最紧张的两年，而且是我个人变化最大的时期。当我到达涪陵的时候，我对中国一无所知，一句汉语也不会说。我只读过几本关于中国的书。我对于这个国家毫无看法。

　　幸亏如此，我因此对中国既无期待，亦无偏见。我得以对我所见的事物作出回应，而非屈从某种先入为主的概念。那个时候，我的生活轻松自在，我没有结婚，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任何可以让我与外界联系的东西。我的注意力完全被涪陵所吸引。那些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全部世界。

　　现在看来，我在人生中正确的时候去了那里。如果我早些时候到涪陵，我不会有能力观察得如此仔细，也不会让自己与涪陵紧密相连。我23岁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去了英国牛津继续学习。我以为自己会很快适应英国文化。毕竟，我学习文学且说英语。

　　事实恰恰相反。有一个时常用以描述英美两国的说法：“两个国家被一种同样的语言分隔”。关键是有太多人们意料之外的不同。在牛津我从来没有真正融入过当地的生活，大部分原因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原本以为这会很容易。

　　涪陵给我以家的感觉

　　我是在有了如此经验之后去的涪陵。在英国的日子教会了我必须要为面对新地方人们的差异做好准备，并尽可能打开心灵。不要假设事情会很容易，也不要期待人们会欢迎你这样一个外来者。你必须去努力赢得他们的信任。

　　相比于牛津，我在涪陵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我懂得获取耐心并非易事，坚韧不拔更是挑战，而且我意识到不能轻易对所有事情立刻做出评价。建立文化联系的努力，我已经在英国失败过一次，我不想在中国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在涪陵工作得极其努力，学习汉语，教导学生，并且试图理解这座城市。

　　一年之后，涪陵就给我以家的感觉，甚于在牛津的两年。我真的很喜欢牛津，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乐于时常造访那里。但对我来说牛津没有家的感觉。涪陵不一样，涪陵像家。无论这个地方已经改变了多少，每一次我到那里，立时感觉如归故里。

　　我只愿精确描述中国农村发生的巨变

　　你提到乡下，还有我在涪陵的时候喜欢徒步。地方风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时我经常在乡下跑步数公里，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进行一次长距离的徒步，有时候会在我的帐篷里过夜。我喜欢这样的游历方式。去涪陵之前的1995年，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徒步穿越瑞士。我从这个国家的一边走到了另一边，走了1200公里。这两个月里我没有乘坐任何交通工具——只是用脚走路。我喜欢用这种方式去观察一个地方，所以在涪陵徒步我感到非常自然。

　　当然，我意识到中国乡村时刻在变。我从我的学生那里知道这一点——我很快发现他们不会再回到农田。我看到太多的农地变为城邦。离开涪陵之后，这种过程仍在加速，现在它是中国最大的议题之一。我不知道解决办法是什么。

　　我感觉到农民没有被公平地对待，因为他们在中国没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财产权。他们的土地可以用极低的价格被合法地占有。这种情况需要被改变。农民不会抱怨太多，相反，他们经常会选择离开故土并在城市寻求工作。

　　你问我认为中国现在需要什么。作为一个作家，我并不乐于给出建议或者做出预测。我把我的工作看作是描述性的，而非规定性的。我是说我试图力求准确地描述人和地，但我并不试图去前瞻未来，或者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中国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多年以来的观察，让我对于中国人民的能力非常乐观。同时，对于挑战我也保持现实主义的态度。中国人工作勤奋，天资聪颖，但是他们并没有其他地方的人所拥有的资源，庞大的人口使得资源分配成为难题。过去不好的历史阴影仍对中国产生着消极的影响。我感觉这两股作用力在起作用。天赋与决心并在，人们同时也需要奋起应对环境问题。我充满希望，但同时非常现实，我知道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社会角度说，我对中国的主要希冀是社会能够变得更加以人为本。这个时代激烈得近乎残忍的竞争，让人们感到没有足够的时间与人为善，团体意识也日渐消弭。当这么多人离开家乡到新的地方，这样的情况确实不可避免，因此需要做一些事情来在人们之间建立更多的联系。我不认为政府能够做到。社会本身必须发展出一种更加有组织的模式，来找到更多在人们之间建立联系的积极方式。从我的角度看，这会是下一个挑战。中国已经建立起一个让大多数人民脱离贫困的、行之有效的经济体，现在他们需要去建立一个更加良性且更积极的社会。

　　我会再回到中国

　　在埃及的生活令人兴奋，但我想念中国。我知道某一天——也许是五六年之后——我的家庭将会重返中国并在中国定居。带着在埃及的生活经验与知识，再次目睹中国的变化，该是意趣盎然之事。

　　我的写作始于中国，我知道我终将会在这里再次写作。不同的是，我知道那时我将会有中国读者，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2012.3.15 于开罗

　　C02-C03版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朱桂英

　　感谢靳锦翻译何伟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