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光影迷离在“光影工厂”之外

　　北京城西北角的荒野记忆

　　“老舍先生熟悉北京城的西北角，他姥姥是现在西土城附近的旗人，他从城里去姥姥家，一定要经过北太平庄一带。所以，他最后投太平湖并不奇怪。”原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祖绍先认为，追溯前世今生，这是理解北太平庄一带历史地理最好的切入点。当年这一带荒野一片，太平湖就是个苇坑，进行人工改造时，因为处于太平庄以南而得名。

　　在太平湖改造之前，北三环中路西段就有了。《北京志·道桥志》记载：1953年，为配合西北郊文教区的建设，修北太平庄至学院路之间的北三环中路西段。那个时候，北京电影制片厂还在新街口，太平湖改造之后，常来这里选取外景，《水上春秋》中的华教练从这里带队回家乡，《柳堡的故事》中的二妹在这里上船，《无名岛》海战中螺旋桨在湖面上演示出海浪翻滚的场景也来自于此。由此可以想象当时这一带的荒凉。

　　很长一段时间内，北三环一带野趣横生。祖绍先记得，挖防空洞时，“经常能挖出好多白骨”。如今北京电影学院所在的黄亭子一带，位于西土城东侧，当时和太平湖一起都属于东升公社，在太平湖，可以挖藕、捕鱼，冬天可以储冰，而黄亭子生产队的水稻有名，麦子也好，经常有城里的小学生被组织去捡麦穗。

　　黄亭子，据说又叫“皇亭子”，原是帝王家的后花园，当然是在郊野。在附近，还可以说到“燕京八景”之一的“蓟门烟树”。据说当年蓟门外树木葱郁，林间有百姓烧火做饭的炊烟，袅袅绕树盘旋，景色宜人，故称“蓟门烟树”。现在，黄亭子这个地名被几栋老式住宅楼铭记，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过的人，都珍藏着一段对“黄亭子”的记忆。

　　艺术加工厂面向北京的“门脸”

　　解放后，在一片荒凉中开始驻扎了一些院校和厂子，密度很小。“现在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当年是测绘学院所在地，属于军校，‘文革’开始，学生们都走了。北影厂从小关搬到这里主要因为江青，当时拍摄样板戏，对录音的要求很高，原先所在的小关附近走货车，对录音有干扰。”1969年左右，北影厂从新街口搬迁到北三环，“当时叫做北三环西路3号”。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新影厂）也搬到了北三环西路1号，之前是铁道部党校。那时，现在的北太平桥北边还没有打通，是个丁字路口。但从那时起，这一带的兵营式学校也开始变身为艺术生产的工厂。

　　祖绍先说：“当时我们所有的电影拍摄和制作，除了外景，都是在厂子里完成，搭棚制景。”现在靠近北三环路的厂区南部，留下了当年拍摄电影《红楼梦》的“红楼”，是一个“永久性布景”，曾经是热闹一时的影视旅游点，现在则少有人光顾。

　　北影厂往东就是新影厂。邵振堂是新影厂的制片，他的妻子王女士还记得，1970年从新街口搬到北三环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搬。当时铁道部党校宿舍有很多U型空楼，说是随便住，现在想起来真后悔，后来分房都是按照当时占的使用面积分配……那个时候，没有人愿意住在北三环，天天骑自行车来回，天黑的时候特别吓人，周围都是农田。”

　　但是从电影厂面前经过的三环路，“当时就是北京的门脸，是景观大道，外国元首从机场往返于钓鱼台宾馆之间，都要经过北三环”，邵振堂说。他不太记得被戏称为“皇家摄影队”的新影厂有没有记录早期三环的画面，但是，“外国元首从三环过，我们经常去看。1972年尼克松访华，没有人组织，我们都站在三环路上去看，挥手欢迎，好像那天特别冷”。现在，北太平桥也是机场大巴途经的一站，来来往往进出北京的站点之一。

　　群众演员“生物链”与“艺术传奇”

　　如今在北三环北太平桥至蓟门桥一段，人流最为集中的地点就是北影厂门口，这也是北三环一景。祖绍先说：“这里就是北京最大的群众演员人才市场，大概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末。”山东淄博人陈明远十二年前就开始在这里等待，“最初，北影厂门口没有这么多人，生意还是不错的。现在这行不好混，一天也就挣30块钱。”陈明远知道，这聚集的人群就是一个“生物链”，“剧组来挑人，都会找‘戏头’，‘戏头’下面还有‘小戏头’，他们之间都有利益关系，‘小戏头’再找我们。这里骗子也多”。

　　最好的活儿是“单活儿”，剧组就挑中一个人，价钱好，还能有几句台词。陈明远说：“我长得比较有特色，有时候能够扮演谍战片里的坏人。”他是鞍山钢铁厂的工人，但是因公受伤每年可以休息半年，“所以我就来北京啊，干这个就是为了兴趣，北京多好啊，在这里呆着就有意思”。在陈明远的周围，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还有极个别的北京老人，“退休了，没事干就出来逛逛”。没有生意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下棋或闲聊，还有人练习拳脚，“主要还是北方人，东北的、河北的、河南的、山东的。人家南方人都聪明，做生意去了。”

　　这些怀着不同目的的人聚集在这里，在他们中间流传着关于王宝强的故事，不过这也是“唯一的传奇”。陈明远说自己认识王宝强，“那个时候，他没事就躺在树底下睡觉”。陈明远有一次在剧组还看到了王宝强，互相还对视了一眼。陈明远觉得自己和聚集在这里的人不太一样，“没什么目的，就是休闲身体”。他租住在马甸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一个月500元左右，每天早上七点从三环上从东往西坐一站地到这里，傍晚5点钟回去。

　　因亚运会而贯通，因奥运会而改变

　　在这一带，严格遵循作息规律的还有在元大都遗址公园里锻炼的人。生活在这里的人，习惯称之为“土城”，现在看起来，它横亘在三环边上，也颇有野趣。2008年奥运会举办前，这里改造成了体量巨大的公园，过程犹如当年太平湖的改造。元大都土城遗址公园自明光村至京昌路，全长4200米，宽度100至160米，总面积47万平方米，是北京城区一块巨大的带状公共绿地。

　　2003年之前，对于生活在附近的人来说，土城一带是不得不掩面而过的地方。邵振堂还记得：“那时，土城上到处都是垃圾粪便，有几处用挡板搭成的小窝棚，是一些捡破烂为生的人晚上用来睡觉的。土城上住了几十户收破烂的，白天出去捡破烂，晚上明火取暖做饭。环境很差，当时小月河边上的杨树都被毒死了。”

　　“三环路的贯通是因为亚运会，三环路周边的大变是因为奥运会。”邵振堂说。作为一个影像记录工作者，邵振堂的印象里并没有关于北三环的全景记录，偶尔会有几个场景，例如拍拍三环隔离带上的花草。如果要拍摄一部关于北三环的纪录片？邵振堂想了想：“我可能会选择生活在这里的人吧，从他们的生活细节和表情里就能知道三环路的改变。”关于人物的选择，邵振堂觉得，会有聚散在北影厂门口等待的人，也会有在元大都遗址公园里每天锻炼的人，还有更多因为三环改造而离去的人。

　　■ 区域记忆

　　设想中的电影基地得到初步实现

　　●邵振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制片人

　　从新街口过来，很多地方都和电影有关，我听说周扬、夏衍他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想将这一带建设为电影基地，这个设想还是得到了初步实现。现在路过北三环中路，新影厂、北影厂还是地标性建筑。我们的厂房保持着原貌，是上世纪50年代的风格，坚固大气朴实。1970年搬到北三环的时候，附近没有电影院，北太平庄的人常到新影厂的放映厅里看电影。我们学习业务看了不少“过路片”，比如说朝鲜进口苏联的电影，从中国短暂过境，我们就赶紧看一下，也就是现在说的资料片。当时我们的工作特别忙，有点像现在的《新闻联播》。

　　现在的星球出版社对面，以前有一个北太平庄农贸市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80年代底，北京市陆续开设了大小37个农贸市场，海淀区北太平庄农贸市场是最早建立的一个。为什么设在这里，我觉得因为这里就在三环边上，进出城市很方便。经常有国家元首去参观，我也去拍过。记得1994年3月19日，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参观北太平庄农贸市场，在水果摊前，高兴地将一位个体经营者送给他的大西瓜举过头顶。2005年左右，北太平庄农贸市场拆除，附近居民买菜不那么方便了。

　　环路本身就是留给过路的，看老百姓的生活还得往里面走。北三环以南的人会去新街口消费；北三环以北呢，西土城、花园路都很热闹。

　　■ 区域素描

　　想象与记忆中的北京气候

　　在元大都遗址公园，以雕塑的形式凝固了大都鼎盛时期的风貌。来往行人最好奇的是那组雕塑，忽必烈竟然乘坐大象前进。也许并不值得奇怪，《马可·波罗游记》对于忽必烈所乘象辇是这样描述的：“忽必烈乘坐在一个木制的宝盆里，这种宝盆是架在4只象的背上，象身用被火烤得干硬的厚皮保护着，并且披上铠甲。宝盆上有许多弩手和弓箭手。宝盆顶上飘扬着绘有日月图案的皇旗。”为元帝服役的大象产自云南，后有缅甸、越南、泰国不断进贡驯象。据说元朝在今北京积水潭和什刹海后海一带饲养这些庞然大物。从这里人们可以想象当时北京的气候。

　　即使从不长的历史时间看，北三环的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年黄亭子生产队以水稻著称，海淀区的水稻就很有名。新影厂冲印胶片都是自打井取水，后来井就被封了。这些变化还没越过一代人的记忆长度。

　　■ 北京经纬

　　城市电影与城市“现在时”

　　《新京报》“北京地理”栏目曾经做过“影视中的北京”，印象很深刻的是采访《洗澡》的导演张杨。作为北影厂的子弟，他认为中国目前没有很好的城市电影，城市电影首先就是“城市”的概念，它是现代的；而不是说这个电影是在北京拍的，拍了胡同拍了故宫，从外观上展现了北京的面貌，它就是城市电影，例如《城南旧事》之类的，只能算是怀旧电影，和城市无关，它并不是真实的北京。张杨说：“中国以前所有关于城市的电影都是土了吧叽的，没有正常地展现城市的‘现在’。”在他看来，《洗澡》也不是城市电影，它虽然展现了北京的过去，但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土的观念，还是脱离不了怀旧的调子，和当下的生活缺少关系。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说：“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有关北京的电影，都是符号性的，不生动。”例如北京电影制片厂拍的《青春之歌》，很多故事是发生在北大的，但几乎看不出对这个城市有任何想法。到了《顽主》和《本命年》，开始给人一种很城市的感觉，表现了当时年轻人躁动迷离的状态。

　　城市的“现在时”状态和城市当下的脉搏一起跳动，它不是转瞬即逝的。只有状态性的气质才会变成永恒，而不是城市空间本身。张杨说，归根结底，这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于是，我想到了，如果让张杨来拍一部关于北三环的故事片，他会怎么拍？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曹燕 本版摄影（除署名外）/本报记者 秦斌

　　下期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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