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华重新出发

　　中华书局迎来了百年华诞，作为一家与中国近现代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百年老店，中华书局在过去的100年里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时代的发展又对中华书局未来的走向提出了新的要求。百年之后，中华书局往何处去？它又如何面对过去百年的文化遗产？在数字出版、数字阅读异军突起的情况下，中华书局将怎样以变应变？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

　　李岩

　　生于1962年，自1987年东北师大古籍所历史文献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分配至中华书局至今，历任编辑、副主任、主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总编辑。2007年任中华书局总经理。

　　上图为李岩在16日中华书局百年历程暨珍贵图书文献展开幕式上发言。

　　【继往 1912-2012】

　　变与不变 继承，但不是重复过去

　　新京报：从今年起，中华书局是真正的百年老店了，面向未来，中华书局过去百年留下来的遗产将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李岩：我们现在讲的是百年再出发。开启未来之门要如何做？你的每一个起步，都是以现实做基础的，现实的根基很重要。所以，我们首先还在继承，在继承中创新。我一直在关注我们现在很多百年的，或者更长久的企业，它能做到基业常青的重要特点，还是在继承中创新，而且创新占的比重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现在我们回顾起来，有很多企业，百年之后它的名称可能都变了，它的徽标也变了，它的一些经营的宗旨也在调整。但是，中华书局这方面没有大的变化。首先，我们的名称从建局第一天开始，中华书局四个字一直没有变化。它的徽标，同样延续至今。

　　我们的宗旨就像王云五总结陆费逵（中华书局创始人）先生说的几句话：“坚守，执著，专一，强毅。”我们也一直坚守着，坚守中前进，前进中时时创新。

　　新京报：过去的中华书局，从教科书到外国文学翻译，到学术著作，出版范围无所不包。现在的中华书局，主要以古籍出版而著称。那么，未来的中华书局，在这一点上应当如何继承？

　　李岩：以前的中华书局是一个综合性的、百科性的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过孙中山的重要代表作。还有就是早期国外的像杜威等人重要的教育著作，一些重要的艺术类的画册，如徐悲鸿、齐白石、刘海粟、张大千等的作品。还包括外国文学著作，如1918年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杨宪益、钱歌川、李劼人、周瘦鹃等人，都为中华书局做过翻译。

　　1958年，由于中央确定了出版社的专业分工，中华书局更多地是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出版（即古籍）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我一直讲，出版是什么？是选择作品提供给读者，来做更大范围的推广和传播。我们一直坚守我们的出版理念，担当我们的文化使命。

　　兼容并蓄 面向不同读者群体

　　新京报：在读者的印象中，中华书局就是一个古籍类的出版社。这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中华书局有一些变化，像于丹、阎崇年等百家讲坛主讲人的著作也在中华书局出版，在传统文化和当下社会的结合方面，中华书局下一步会怎么走？

　　李岩：我大致思考了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比如，我们有一个分社，专门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类读本，将中国最基本的，有学术研究意味的古典作品进行精确解读。随着读者阅读的需求和对传统文化的喜好，我们现在把它拓展到不同层面，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

　　我们下一步要加大拓展的领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类，还是属于这个传统文化，这一块我们以前做得不够。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比如说昆曲、京剧、评书，这些领域我们的拓展都不够。我们将增加这类题材图文书的出版。当然，我觉得这个和我们现在已经在做的应该有很强的契合点。你说到了无论是于丹、阎崇年、马未都，包括倪萍的《姥姥语录》，它背后的深层的东西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解读，总结了中国民间老百姓积淀数千年的智慧，书中讲述的朴素的人生道理，它也是值得我们总结的。

　　坚持责任 赔钱书还会做

　　新京报：尽管国家对于文化发展的扶持在加大，但中华书局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赔本的图书，中华书局怎么平衡市场和学术之间的关系？

　　李岩：我经常要考虑这个问题。遇到一本书该出不该出的问题。作为一个出版者，我总是回到出版的最重要的功能上，出版是选择作品，传播给公众。那么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作品？我在判断的时候，有时候，更多是作为一个职业出版人，你内心的一种梦想在支撑，出于你对出版，对人类知识的敬畏，或者这种神圣感，你一定要做。

　　我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顾颉刚全集》。当时我们做的时候，没有得到任何的资金支持，仅仅因为对顾颉刚先生，对他所做的学问，对他的这些著作有深深敬畏或者是敬仰，这促使我们毫不犹豫地做了这样的抉择。事后当得到人们的认可之后，你的那种心理满足非常重要。我记得2010年12月25日开顾颉刚先生的会，他的女儿顾潮讲到，顾先生的日记里，他有一次病危的时候曾经写过一次遗嘱，就是他的书都要交给中华书局，组织学术编辑委员会来整理出版。每次回顾到这一幕，我的内心都非常坦然，并有一种巨大的满足感，觉得这事我们做得太对了。

　　我现在想到这件事，心里还是很激动，因为你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可。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知道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你觉得应该做的事真正做到了，说大了就是你的一种使命担当。

　　【开来 2012-】

　　重拾梦想 中华文化走出去

　　新京报：现在，国家在提倡文化大发展，中华书局准备怎样响应这一要求？

　　李岩：民国期间，中华书局在最辉煌的时候，在国内外设立了许多分局，这个传统我想中华书局要恢复，我们现在已经在成都和上海建立了相关的我们的分支机构，但是我们没有给它定名为分局，我们的设想是，今年和明年在一些大的中心城市建立了两三个分支机构之后，我们会统一命名为中华书局的分局，这也是恢复我们的一个传统。

　　新京报：国家这几年一直在强调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华书局又做了哪些准备？

　　李岩：如果分局能够发展顺利，再进一步，我们这个机构可能会向海外拓展，真正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我在给总理的提案里，在建议中重点谈到了。我希望国家支持知名的品牌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等在海外建立分支机构。这有一个重要的好处——因为你走出去的是一个实体的出版机构，因此很容易进入西方的主流社会。如果是一个对外宣传的机构，人家会有一定的抵触。我专门举过例子，当时几位领导在场都很认真听了：现在我们在国外推广最好的有三本书，《中国读本》是以出版社的名义推广，《狼图腾》也是这样，再加上中华书局这个《于丹论语心得》。这三本书是最典型的例子，而且发行量很大，走出去都是很成功的。这三本书都是出版社来实现的。所以，你要鼓励实体出版社走出去，支持我们在海外建立分局。

　　顺应潮流 典籍数据化基本完成

　　新京报：信息技术的发展，引发了阅读方式的改变，中华书局将如何作为？

　　李岩：我们要满足未来读者需求，适应新技术发展的要求。比如，我的小孩看纸本书很少，大量的知识、信息来源是通过手机、互联网、移动阅读终端的阅读方式获取的。我们要适应这个变化，提供传统文化的最为完善，经过校对精审的，最好的内容，我们做传统文化最好的内容提供商，或者叫信息集成商。

　　我曾经设想，中国古籍产品的数字化过程中的未来前景，将来要做到古今人物的对话。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广大读者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内容，在展示的基础上要加入情景对话，中华书局在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出版基础上的资料的储备，将通过新技术，让读者返回历史的现场，最大程度做到和古人进行对话——这也是我更长远的一个梦想。从这个领域来说，中华书局未来的前景和它的选题储备，应该是非常丰厚的。

　　新京报：你刚才说做传统文化的内容提供商，据我所知，有些机构现在已经走在前面了。中华书局现在已经做了哪些工作，下一步将会怎么做？

　　李岩：很多业界人士，现在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最好的表现形式，在数字化平台上还是数据库。现在有一些机构，已经做了一些小规模的数据库。实际上，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计划，中华书局在申请立项，要建设一个庞大的中国历史文化资源总库。我们现在做的是基于中华书局本身已经具有的出版资源，就是传统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新编诸子集成》，《十三经》等等，这些最基础典籍的数据化的工程我们基本上应该是做完了，有两三亿字，不能说号称多大。但是我们做的这个，它首先建立在现在的研究水平上，相对比较精准，标点、校刊错误率是比较低的——我们电子版和纸本很接近。

　　传播拓展 寓文化于游戏

　　新京报：除了图书出版，教育培训，数字阅读，数字出版之外，中华书局有没有开拓一些新的传统文化传播模式？

　　李岩：你也注意到，我们做了一个李小白的游戏，这款游戏最初的想法，纯粹是打品牌做宣传。这款游戏，我们是和一个名叫乐游的游戏公司合作，我们投入了20万-30万。游戏推出后，一度占据了文字类游戏的第一名。

　　下一步，我们不排除做历史知识题材游戏的内容提供，或者做背后的咨询顾问。因为中华书局背后有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和作者资源，这是我们下一步要拓展的领域。时机成熟之后，我们会和游戏的开发商，运营商来合作。如果经营和盈利模式成熟以后，我们会考虑推出新的产品。

　　另外，中华书局未来拓展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像北京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基地建设，中华书局要发挥作用。

　　新京报：中华书局它承袭了百年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起到什么作用？

　　李岩：我想不管是谁站在中华书局的新的起点上，他都会有这种感觉：一个百年出版企业，它肯定是有存在百年、继续发展的理由，那就是它有自己的精神，有自己的遗产，影响到在其中工作的每一个人。你到这个环境里越久，你越会浸染其中，你会深深地受到它的影响。你对中华书局的感情深厚，对我们传统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深，最后把“中华精神”当成一种自然的行为规范，当做一种使命担当，当做一种神圣的心灵驱动。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