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百年沉浮(1)

　　在当代人的读书生活中，中华书局一直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当普通人通过阅读打破现代与传统的界限，追寻自身所在社会的文化之根，中华书局就成为重要的涉渡之舟，使得于当代成长起来的我们，没有全然隔阂于传统文化而成为文化的流浪儿。

　　2012年,中华书局创立百年。回顾历史，其波澜壮阔与凄迷低回相循，进退兴衰，映照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步履，沉浮枯荣，也回应着社会发展的声响。

　　若以文化角度观察中华书局的变化，现代中国的每一次文化革新，中华书局皆是积极的参与者，是我们国家文化记忆的一部分；若以经济角度观察，中华书局契合着现代中国的发展改革历程，其起伏之悲欣，可以成为理解中国的一个切面。

　　【前传】

　　【一】 书局之父陆费逵

　　（1）一生只付过十二元学费

　　中华书局主要创始人陆费逵（1886·-1941·7），生于陕西汉中，其祖上曾在清朝乾隆年间以翰林院修任《四库全书》总校官，是谓编辑大家。其父长年幕游，少时恒受母训。

　　母亲开放的教育思想，让陆费逵得以自由学习。戊戌年，十三岁的他就开始阅读当时著名的维新派报纸，汲取新思想，不免与父亲有思想冲突，却仍得母亲支持，“于是便不照老式子读书，自己研究古文、地理，后来居然自学算学，并读格致书了。”

　　陆费逵可谓自学成才的典型。当时南昌有一个阅读报社开办，他隔日去一次，朝九晚五，以大饼馒头为午餐，时间久了，便与管理员相熟，可自由出入，三年间阅书无数。1902年，十七岁的陆费逵与朋友捐集经费自办小学，后来随日文老师吕星如去武昌，由陆费逵为吕星如的三个弟弟教授国文算学，吕星如则执教日文，彼此互不出学费。

　　（2）阅世越深，教育之志弥坚

　　三年后，陆费逵与朋友在武昌自办书店，初涉书业，不畏艰辛。从他自己的回忆中可见一斑：“店屋朝西，夏天热得身上出油。店后一小间，半间作经理室，办事睡眠都在这里，半间作厨房，煤灰和油气弄不清楚。店内没有厕所，日间到隔壁客栈便溺，夜间要走半里路转三个弯上街侧。但是我一切都忍耐着，从不说一句苦。”

　　在武昌，陆费逵与革命党人往来较多，他也是当时日知会的干部之一，起草了会章。故而他的书店，大卖《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这样的书籍。逢同志入狱，陆费逵都会仗义解囊，接济费用。

　　1905年，陆费逵作文抨击时局，触怒当局被通缉，故逃往上海。彼时上海为文化大都，对于陆费逵而言，立足不易，但海阔天空。几番辗转后，陆费逵受聘商务印书馆，因其干事之能，次年即任要职，并出任商务创办的《教育杂志》主编，主张教育救国，鼓吹教育改革，认为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势胜。

　　1910年，中国教育会成立，陆费逵起草章程，提倡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国民教育并重。颇得当时教育大家蔡元培赏识，故相与为友。之后蔡元培出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陆费逵的很多建议被纳入国家的教育策划中。

　　【正传】

　　【二】 顺时而创，竞成大业

　　（1）乘共和革命之风立业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清朝黄龙旗被民国的五色旗所取代。同一天，中华书局成立，“中华”二字是为纪念古老中国转型后的新生。由陆费逵起草的宣言声明其使命，培养共和国国民，取人道主义，重世纪教育，融合国粹欧化，“从此，民约之说弥漫昌明；自由之花，橘皇灿烂”。

　　二十年后，陆费逵回忆中华书局创立之时，有这样一段话：“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左支右绌，应付指南，机会之失，殆非语言所能形容，营业之基础立于是。”

　　掘到第一桶金后，陆费逵便寻求扩张之道。1913年，中华书局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大增，三年后即成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全国第二大出版公司。在这中间，为增加自己的势力，中华书局不惜重金购买印刷设备，同时合并一些小的出版社，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局，以地方书店为依托，任职经理者皆为一方贤达。

　　以中国第一部近代教科书——蒙学教科书闻名于世的文明书局，于1915年并入中华书局，可谓如虎添翼。文明书局的发展之道，对中华书局有极大的示范意义。

　　中华书局盘并的另一个书局——杭州聚珍仿宋印书局，同样让中华受益不浅，为之后中华书局在古籍出版上增添有力臂翼。

　　（下转C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