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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百年沉浮(2)

2012年03月24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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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
中华书局于1916年起设立了多处图书馆,陆续收藏各类中西文书刊近六十万册。

  (上接C03版)

  (2)借风行船,竞争飙进

  陆费逵脱离商务印书馆,自立门户。有人曾戏言,中华书局的创建,源于一次背叛。如再幽默点,可也以说中华书局的发展,源于对商务印书馆的复制与超越,移花接木,借风行船。

  比如商务办有《教育杂志》,中华就有《中华教育界》;商务有《英文杂志》,中华就有《中华英文周报》;商务编《新字典》、《学生字典》,中华就编《中华大字典》、《新式学生字典》……

  1949年以前,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盈利产品,都是教科书,教科书在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的激烈竞争中迅速换代,堪比现在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

  根据书局编辑钱炳寰在《中华书局史事丛钞》中的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中华书局共出版17套中小学教科书。

  陆费逵曾一度寻求与商务合并,但未达成。他去世之后,商务印书馆当家人王云五著文悼念,“我国商场同行如敌国。商务与中华,在某时期也不免此种现象,但经过剧烈的正当竞争后,彼此认识因之较深,渐转而为精诚合作。在后几年间,我对于现实之诚恳态度的认识,也正如在以前对他所持的怀疑态度,简直是一样的程度。”

  (3)匡时济世,取利有道

  由于当时没有严格的出版审核,几个志同道合者就可以办报开书局。而在出版界报界获得成功的,往往是那些既有文人式的匡时济世之情怀,又有商人式的持筹握算的精明。鲁迅曾尝试书业,以失败告终,缺的正是后者。陆费逵则二者兼具。

  1915年,中华书局推出《大中华》杂志,主任撰述者为梁启超。杂志发刊宣言书由陆费逵执笔,称杂志的目的在于养成国民世界知识,增进国民人格,研究事理真相以为超验上下之指南针。陆费逵在向股东大会报告中说:“期于杂志界放一异彩,即使直接无盈利,然精神上之利益无穷也。”

  陆费逵在书局内部宣扬“奉作者读者为衣食父母”的理念,自己也身体力行。一日,陆费逵看到有顾客在书画柜台买字帖,在营业员找钱包扎之际,他上前介绍新出书画,并逐一详解。顾客乐而购得心喜之物,欣然归去。次日,书局一位董事对陆费逵说:“江宁镇守使王廷桢君昨天来购物,遇一戴眼镜能说北方话的营业员,招待殷勤,他很佩服,要我转告你不要埋没这人才。”陆费逵答曰:“是即敝人也!”

  为体谅作者昏夜握管,斗室彷徨,中华书局在报酬方面竭力从丰,对无名作家,亦是如此。因为稿酬低,“足以灰壮士之气,戕杀天才,阻碍文化发展”。其对作者的稿费、版税并不单以销数多少为据,好作品,即使亏本,稿费和版税率都定得较高。

  【新传】

  【三】 守正不易,出新待发

  (1)社会主义改造,失势探索

  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改造”之潮下,中华书局也面临转型,方向一度转向农经类。

  1949年7月,中华书局参加了新政府组织的华北联合出版社和上海出版社,参与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工作。1952年,10月,教育部、出版总署统一成立专门的教科书出版委员会,中华书局失去了其主营业务,在建国初几乎年年亏损巨大,不得不靠变卖剩余物料、房产和地基维持周转,中华书局原办的杂志也被陆续停刊。

  1950年,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联营书店、三联书店发行组织合并,成立公私营性质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其扮演的是国营新华书店助手的角色,三年之后并入新华书店,之后便进入书籍国内发行工作一元化的时代,全国只有一家叫作新华书店的书店。

  姓“公”的新华书店不自觉地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如中华书局这样的私营出版机构,认为发行它们的出版物是助长资本主义行为,中华书局的书很难出现在书店书架显眼处。

  1950年,国家出版工作会议初步商定,中华书局以医药卫生及农业书的出版为主要专业方向,而当时中华书局编辑所没有熟悉医疗卫生、农业的人员,不切实际的调整在中华书局造成动荡,很多高级编审萌生离意。1952年政府又将中华书局专业调整为农业、经济、外国语文、中苏友好协会委托编印的书刊,其次是中国文史旧书。8年之后才调整为出版古籍的专业出版社。

  惟一不变的是中华书局出书之精。据俞筱尧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中华书局》,1955年有读者写信给出版社:“你们出版的书籍,对我们农业生产有很大贡献,我从《水稻病虫害防治法》和《怎样使用农药》两本书得到不少知识……出版的同志,你们出版这样好的书给我们学习,使我们在农业生产上取得丰收,你们是值得我钦敬的。”

  (2)在国家意志下,守护传统文化

  中华书局的“回归本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对文史的爱好,在他的影响下,中华书局定位被调整为古籍出版社。

  1958年,毛泽东指示要点校二十四史,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工程。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相应成立,中华书局为其办事处,公司迁址北京。书局的专业终于尘埃落定,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及相关学术著作,承担国家级古籍整理基本项目。

  二十四史的点校,实为庞大工程,需投入大量人力。而1957年,反右风起,学界人士噤若寒蝉。当时书局主事者金灿然揽才有道,使得那些被划为右派的学者如宋云彬、马非百、傅振伦等,进入中华书局。

  由于之前出版的《资治通鉴》过厚,毛泽东抱怨在床上看书如练举重。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点校本,便以单本薄册的形式出版。国家意志参与出版,给书局带来的好处是,可避免彼时激烈的政治风暴,成为清幽之地。

  金灿然曾对同事说:“我们党对宣传出版工作历来是很重视的,对政治书籍的出版工作尤其抓得紧……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搞的是古籍而疏忽大意。搞不好,同样会犯错误。”

  (3)老店新途,创新生活

  市场经济时代,中华书局面临再次转型,经过艰难摸索,逐渐找到感觉,但一些非议也随之而来。

  1991年第五期的《中国出版》有一篇采访当时中华书局李侃的专题报道,文章以清点中华书局在1985年-1990年间的出版成果开始,作者感叹中华书局五年间出版6大类900多种书籍,全国规划项目占500多种,赞其硕果累累。

  然后又加了更高的抒情“按国家规划出版的古籍整理,基本乎都是赔本的,甚至赔大本的。但是为了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为国家、人民、子孙后代多出好书,它殚精竭虑,努力拼搏、挣脱沉重的经济压力,顶住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侵袭,终于完成了出版任务。”

  现实没有抒情那么美好。中华书局在上世纪90年代一度跌入低谷,负债经营,举步维艰,主要靠银行贷款。1997年,中华书局曾做过时尚、旅游、教辅等书籍,但均告失败。1996年开始的6年间,有近半数的员工选择了离开。

  至2002年,中国出版集团成立,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中华书局不得不立志改革,直面市场。机会奇临,中华书局宋志军,偶然在电视上看到阎崇年在百家讲坛的讲座,联系后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首印五千,之后以上万册的印量连续加印,在市场上获得极大成功,接着做了一系列正说历史书系。

  2004年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2006年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将国学热推向了一个高潮。

  2011年,央视主持人倪萍的《姥姥语录》在中华书局出版,也颇有争议,有声音质疑中华书局对自身的定位在下移。而总经理李岩则认为《姥姥语录》写的是中国民间的智慧,写得很朴实,感情也很真挚,并非是为迎合市场,而是一种选题扩展,朴实的民间智慧。

  (4)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一些忠实粉丝习惯于将专业、文化精英等词与中华书局联系在一起,他们希望中华书局坚守文化理想,不染尘埃,中华一走大众通俗之路,即有人批评其不够自重。事实上,中华书局已经将自己的口号在“弘扬传统、服务学术”,添加了“传承文明,创新生活”,从高端路线调整到兼走中高端,拓宽读者群。

  无论中华书局粉丝们作何感想,一个出版企业若要安身立命,且仍保持玉树临风之美仪,驾驭市场的能力是必备的杀手锏,而市场又往往与整个社会的文化底蕴与文化诉求相关。全民爱清宫穿越戏的时代,一个出版社心高气洁坚持出易安居士全集或饮冰室全集,难逃以卵击墙的悲壮结局。

  百年老店新征途。在传统书业遭数字化出版潮流之激荡时,中华书局面临的是市场与数字化的双重冲击。其对自身的定位,也变成双重式: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提供商,兼推动传统文化的大众普及。

  承担一个民族文化积累与传承之职,非一家出版社可轻易胜任。中华书局百年探索与努力,功已大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参考书目:

  《我与中华书局》、《书局旧踪》、《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书林随缘录》、《百年中华》

  C03-C04版撰文/本报记者 朱桂英

  C03-C04版图片由中华书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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