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百年沉浮(2)

　　（上接C03版）

　　（2）借风行船，竞争飙进

　　陆费逵脱离商务印书馆，自立门户。有人曾戏言，中华书局的创建，源于一次背叛。如再幽默点，可也以说中华书局的发展，源于对商务印书馆的复制与超越，移花接木，借风行船。

　　比如商务办有《教育杂志》，中华就有《中华教育界》；商务有《英文杂志》，中华就有《中华英文周报》；商务编《新字典》、《学生字典》，中华就编《中华大字典》、《新式学生字典》……

　　1949年以前，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盈利产品，都是教科书，教科书在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的激烈竞争中迅速换代，堪比现在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

　　根据书局编辑钱炳寰在《中华书局史事丛钞》中的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中华书局共出版17套中小学教科书。

　　陆费逵曾一度寻求与商务合并，但未达成。他去世之后，商务印书馆当家人王云五著文悼念，“我国商场同行如敌国。商务与中华，在某时期也不免此种现象，但经过剧烈的正当竞争后，彼此认识因之较深，渐转而为精诚合作。在后几年间，我对于现实之诚恳态度的认识，也正如在以前对他所持的怀疑态度，简直是一样的程度。”

　　（3）匡时济世，取利有道

　　由于当时没有严格的出版审核，几个志同道合者就可以办报开书局。而在出版界报界获得成功的，往往是那些既有文人式的匡时济世之情怀，又有商人式的持筹握算的精明。鲁迅曾尝试书业，以失败告终，缺的正是后者。陆费逵则二者兼具。

　　1915年，中华书局推出《大中华》杂志，主任撰述者为梁启超。杂志发刊宣言书由陆费逵执笔，称杂志的目的在于养成国民世界知识，增进国民人格，研究事理真相以为超验上下之指南针。陆费逵在向股东大会报告中说：“期于杂志界放一异彩，即使直接无盈利，然精神上之利益无穷也。”

　　陆费逵在书局内部宣扬“奉作者读者为衣食父母”的理念，自己也身体力行。一日，陆费逵看到有顾客在书画柜台买字帖，在营业员找钱包扎之际，他上前介绍新出书画，并逐一详解。顾客乐而购得心喜之物，欣然归去。次日，书局一位董事对陆费逵说：“江宁镇守使王廷桢君昨天来购物，遇一戴眼镜能说北方话的营业员，招待殷勤，他很佩服，要我转告你不要埋没这人才。”陆费逵答曰：“是即敝人也！”

　　为体谅作者昏夜握管，斗室彷徨，中华书局在报酬方面竭力从丰，对无名作家，亦是如此。因为稿酬低，“足以灰壮士之气，戕杀天才，阻碍文化发展”。其对作者的稿费、版税并不单以销数多少为据，好作品，即使亏本，稿费和版税率都定得较高。

　　【新传】

　　【三】 守正不易，出新待发

　　（1）社会主义改造，失势探索

　　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改造”之潮下，中华书局也面临转型，方向一度转向农经类。

　　1949年7月，中华书局参加了新政府组织的华北联合出版社和上海出版社，参与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工作。1952年，10月，教育部、出版总署统一成立专门的教科书出版委员会，中华书局失去了其主营业务，在建国初几乎年年亏损巨大，不得不靠变卖剩余物料、房产和地基维持周转，中华书局原办的杂志也被陆续停刊。

　　1950年，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联营书店、三联书店发行组织合并，成立公私营性质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其扮演的是国营新华书店助手的角色，三年之后并入新华书店，之后便进入书籍国内发行工作一元化的时代，全国只有一家叫作新华书店的书店。

　　姓“公”的新华书店不自觉地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如中华书局这样的私营出版机构，认为发行它们的出版物是助长资本主义行为，中华书局的书很难出现在书店书架显眼处。

　　1950年，国家出版工作会议初步商定，中华书局以医药卫生及农业书的出版为主要专业方向，而当时中华书局编辑所没有熟悉医疗卫生、农业的人员，不切实际的调整在中华书局造成动荡，很多高级编审萌生离意。1952年政府又将中华书局专业调整为农业、经济、外国语文、中苏友好协会委托编印的书刊，其次是中国文史旧书。8年之后才调整为出版古籍的专业出版社。

　　惟一不变的是中华书局出书之精。据俞筱尧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中华书局》，1955年有读者写信给出版社：“你们出版的书籍，对我们农业生产有很大贡献，我从《水稻病虫害防治法》和《怎样使用农药》两本书得到不少知识……出版的同志，你们出版这样好的书给我们学习，使我们在农业生产上取得丰收，你们是值得我钦敬的。”

　　（2）在国家意志下，守护传统文化

　　中华书局的“回归本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对文史的爱好，在他的影响下，中华书局定位被调整为古籍出版社。

　　1958年，毛泽东指示要点校二十四史，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工程。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相应成立，中华书局为其办事处，公司迁址北京。书局的专业终于尘埃落定，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及相关学术著作，承担国家级古籍整理基本项目。

　　二十四史的点校，实为庞大工程，需投入大量人力。而1957年，反右风起，学界人士噤若寒蝉。当时书局主事者金灿然揽才有道，使得那些被划为右派的学者如宋云彬、马非百、傅振伦等，进入中华书局。

　　由于之前出版的《资治通鉴》过厚，毛泽东抱怨在床上看书如练举重。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点校本，便以单本薄册的形式出版。国家意志参与出版，给书局带来的好处是，可避免彼时激烈的政治风暴，成为清幽之地。

　　金灿然曾对同事说：“我们党对宣传出版工作历来是很重视的，对政治书籍的出版工作尤其抓得紧……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搞的是古籍而疏忽大意。搞不好，同样会犯错误。”

　　（3）老店新途，创新生活

　　市场经济时代，中华书局面临再次转型，经过艰难摸索，逐渐找到感觉，但一些非议也随之而来。

　　1991年第五期的《中国出版》有一篇采访当时中华书局李侃的专题报道，文章以清点中华书局在1985年-1990年间的出版成果开始，作者感叹中华书局五年间出版6大类900多种书籍，全国规划项目占500多种，赞其硕果累累。

　　然后又加了更高的抒情“按国家规划出版的古籍整理，基本乎都是赔本的，甚至赔大本的。但是为了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为国家、人民、子孙后代多出好书，它殚精竭虑，努力拼搏、挣脱沉重的经济压力，顶住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侵袭，终于完成了出版任务。”

　　现实没有抒情那么美好。中华书局在上世纪90年代一度跌入低谷，负债经营，举步维艰，主要靠银行贷款。1997年，中华书局曾做过时尚、旅游、教辅等书籍，但均告失败。1996年开始的6年间，有近半数的员工选择了离开。

　　至2002年，中国出版集团成立，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中华书局不得不立志改革，直面市场。机会奇临，中华书局宋志军，偶然在电视上看到阎崇年在百家讲坛的讲座，联系后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首印五千，之后以上万册的印量连续加印，在市场上获得极大成功，接着做了一系列正说历史书系。

　　2004年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2006年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将国学热推向了一个高潮。

　　2011年，央视主持人倪萍的《姥姥语录》在中华书局出版，也颇有争议，有声音质疑中华书局对自身的定位在下移。而总经理李岩则认为《姥姥语录》写的是中国民间的智慧，写得很朴实，感情也很真挚，并非是为迎合市场，而是一种选题扩展，朴实的民间智慧。

　　（4）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一些忠实粉丝习惯于将专业、文化精英等词与中华书局联系在一起，他们希望中华书局坚守文化理想，不染尘埃，中华一走大众通俗之路，即有人批评其不够自重。事实上，中华书局已经将自己的口号在“弘扬传统、服务学术”，添加了“传承文明，创新生活”，从高端路线调整到兼走中高端，拓宽读者群。

　　无论中华书局粉丝们作何感想，一个出版企业若要安身立命，且仍保持玉树临风之美仪，驾驭市场的能力是必备的杀手锏，而市场又往往与整个社会的文化底蕴与文化诉求相关。全民爱清宫穿越戏的时代，一个出版社心高气洁坚持出易安居士全集或饮冰室全集，难逃以卵击墙的悲壮结局。

　　百年老店新征途。在传统书业遭数字化出版潮流之激荡时，中华书局面临的是市场与数字化的双重冲击。其对自身的定位，也变成双重式：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提供商，兼推动传统文化的大众普及。

　　承担一个民族文化积累与传承之职，非一家出版社可轻易胜任。中华书局百年探索与努力，功已大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参考书目：

　　《我与中华书局》、《书局旧踪》、《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书林随缘录》、《百年中华》

　　C03-C04版撰文/本报记者 朱桂英

　　C03-C04版图片由中华书局提供